国学研究-汲古阁刊刻《乐府诗集》源流.docx

国学研究-汲古阁刊刻《乐府诗集》源流
 
 
　　《乐府诗集》是继《诗经》、《楚辞》、《昭明文选》、《文苑英华》之后的一部重要的诗歌总集。其版本状况大致如下：它的初次刊刻约在绍兴初年，南宋一代极有可能存在绍兴本之外的其它宋本。此后从元至正元年（1341）集庆路儒学重刻《乐府诗集》直至明末，元本通行了三百年。其间经过南监多次修补，以至书板断脱、后来重印者不可卒读。与这种刊印状况相对的是，嘉靖、隆庆以来的文学复古运动大大刺激了《乐府诗集》一书需求量的增长。这种背景要求产生新版的《乐府诗集》。恰逢明末毛晋汲古阁刻书事业之盛与钱谦益绛云楼宋本的出现，二者相结合，为新版《乐府诗集》的产生提供了具体的物质条件。于是，在明末清初的常熟诞生了汲古阁本的《乐府诗集》。
　　崇祯十二年（1639），毛晋凭私交从钱谦益处借得宋本，校以自己所藏的一个无补版的明修本，并于此年付梓。毛晋的这个校本就是汲古阁本的祖本，我们称之为汲祖本。付梓后产生的最初的那个刻本我们称为汲晋本。大约在康熙八年（1669）之后、康熙四十四年（1706）之前，汲晋本经过两次订正。第一次校订本现藏上海图书馆，我们称为汲本。第二次校订本成为定本，流传最广，全国各大图书馆均有，我们称为汲扆本。至于三本名称的拟定，主要是根据出版人来命名。汲晋本出于毛晋之手；汲扆本因卷末有“东吴毛晋订正，男扆再订”字样，判其出自毛扆之手；汲本则因不能确定其在毛氏家族中为何人所刊，故暂定名为汲本。
　　汲晋本和汲本流传甚少，康乾以来，无人论及汲古阁所刻《乐府诗集》存在差异颇大的三本，大约与前二本流传不广有关。汲扆本的流传比较稳定，影响颇为深远。在乾隆年间，被采入宫廷，成为抄写四库荟要、四库全书的底本；约在嘉道年间，由于书板刷印频繁，几易其主，出现了印刷质量极差的本子，甚至将书名误为《乐府解题》，同时还出现坊肆的翻刻本；同治末年，湖北武昌崇文书局据汲扆本重刻，书局本流传亦广，在1912年还再版了一次；此后，四部丛刊影印了汲扆本，四部备要排印了崇文书局本，使得汲扆本成为1955年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傅增湘宋本出现之前最为通行的一种版本。
梳理汲古阁刊刻《乐府诗集》的源流是有意义的：第一，它为研究汲古阁刻书事业提供了一个个案，尤其对于汲古阁刻书的剜改现象的研究又增添了一个生动的事例。第二，它在校勘上的探索为我们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汲古阁本源自绛云楼宋本，绛宋本舛误甚多，毛扆的两次重订都是努力在底本是一个背离事实之真的古本的情况下恢复事实之真。第三，它是研究清及近现代《乐府诗集》一书的流传和影响的物质基础。清代及近现代的此书的传播和发生影响主要是以汲古阁本为载体，因此对汲古阁本的流传历史的客观描述就十分必要了。
　　以下我们先从汲祖本谈起。
一、汲祖本
　　（一）概述
　　汲祖本的底本是毛晋所藏的一个明修本，虽无补版，但漫漶缺页情况比较严重，不是明修本中的佳本。卷首周序多残缺，故毛晋刊刻时删却周序。缺页处皆抄补。汲祖本以钱谦益绛云楼宋本对校，绛宋本较傅增湘藏宋本晚出，且多有错漏脱讹；即便如此，汲祖本的最高价值仍然体现在宋本勘定之上。
　　具体负责校勘工作的是毛晋、王咸二人。毛氏校书常延请名士[1]，王咸大约就是这样一位名士。王咸（1591—1676），字与谷，号拙庵。江苏常熟人。咸为毛晋友人，崇祯十五年（1642）为毛氏画《虞山毛氏汲古阁图》，图上有钱大昕题额，后有朱照廉、段玉裁、陈延庆、吴凌云、善冠等三十五人所书题画诗。可谓以图记毛氏藏书之盛。[2]在校勘分工上，王咸完成了全书绝大多数的校勘工作。张金吾《爱日精庐藏书志·续志》卷四云：“自卷一至卷六《朝日乐章》，毛氏子晋手校，卷末俱有子晋手识校勘时日，其《夕月乐章》以下则长洲王与公所校也。”我们的统计与张氏相同，由是可知毛晋仅校勘了目录和前五卷半，其余部分由王咸完成。
　　全书共有毛晋、王咸校勘手识三十五条，毛晋跋一。分布于以下几卷之末：一、二、三、四、五、九、十六、十九、二十三、二十七、二十八、三十、三十三、三十六、三十八、三十九、四十二、四十六、五十、五十三、五十六、五十九、六十三、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二、七十六、七十九、八十、八十五、八十九、九十二、一百。手识详细记载了校勘时日，以及校勘时的心态，偶有赏评，是研究汲祖本的宝贵材料。手识之外，卷末还有毛晋的跋，与汲古阁刻本之跋稍有出入。大抵刻本之跋更注意修饰文字，且加入一句总结性的评价——“可谓抗行周雅、长揖楚辞，当与三百篇并垂不朽。”
　　汲祖本现藏国家图书馆。藏印有：“毛晋秘箧”、“铁琴铜剑楼”、“瞿启科印”、
“瞿启文印”、“瞿秉渊印”、“瞿秉清印”、“识字耕夫”，卷中还有“毛姓秘翫”[3]、“汲古阁鉴定”二朱印。结合藏印与文献记载可推知此本的递藏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