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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返香港
重返香港33年前，我的母亲逃离香港，去西方国家生活。多年以后，我做出了与她相反的移动。我们到底属于哪里？2015年12月25日Andrea Yu 香港NARRATIVELY“这是一个完全崭新的城市。我几乎认不出任何东西。”妈妈说，她瞪大眼睛，凝视着几十年的老电车和香港混乱的街道。 “我从没坐过叮叮车，它太慢了。”妈妈抱怨说。电车经过时，发出两声响铃以警示附近的行人—— “叮叮”就是这一声音的拟声词。“不过，这样也很好。你可以放慢脚步，好好欣赏一下周遭的风景。”
我妈妈离开香港、移居多伦多已经33年了，我回到香港也已经有四个多月。在母亲自己的家乡，我却成为了她的导游。
那些我所熟悉的拥挤街道，对她而言却很陌生。我带着她穿过现代化的地铁系统（那是母亲离开之后才建成的），帮她选择一条最好的巴士线路，去见她的老同学。我们一起步行穿过中环——香港最繁华的金融区，70多层的摩天大楼和现代化的高楼大厦鳞次栉比，这些都是母亲从没见过的。我带她去了几家我发现的地道粤式餐馆，她却能用流利的粤语点着英文菜单上没有的菜。
说到底，我们还是香港人。
我们津津有味地吃着专业点餐的成果，妈妈评论说，我的粤语水平提高了。此刻的我，享受这样的美食，积极学习粤语，与青少年时期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我把小时候对母亲文化的冷淡，归咎于多伦多市郊白人社区的生活。当时，在300个人的小学里，只有三个华人小孩，我是其中之一。我只想和我的白人小伙伴们一样，拥有Wonder Bread的三明治，放学后去上芭蕾舞课。但现实是相反的，每周我都被迫去上讨厌的钢琴课，吃传统的中餐——蒸肉、炒青菜加一碗盛得太满的白米饭，在我看来味道简直淡极了。
一到周末，母亲就会把我送入中文学校，学习她的母语。我失去了周六上午的动画片时间不说，终日死记硬背那些复杂的汉字笔画，一度令我对这门语言非常厌倦。每当母亲对我讲广东话，虽然我完全可以听懂，但却只能用英文回答。
有一句广东俚语，形容我这样的人为“竹升”。竹升的意思是，竹子中间有结，因此水流无法从一端流到另一端。“你看竹子。它看起来像是空心的，实际上里面一节一节，是堵住的。”妈妈解释道，“就像你一样，你看起来像中国人，却又不是真正的中国人，因为你既不懂中文也不懂中华文化。”这个词是个贬义词，而且它说得很对。每当我、我姐姐和表亲们拿错了筷子，或说着有口音的粤语时，妈妈和亲戚们就会拿这个来取笑我们。
对于母亲而言，目睹自己的孩子在两种文化之间拉扯，她也感到十分沮丧。她移民加拿大，又在西方的环境、西方价值观和信仰中把我们带大，但在教育的问题上，母亲其实没什么规律可循。唯一可以借鉴的只有她自己的童年经验。母亲生于一个贫困的家庭，是家中六个子女的老二，她从小就被培养出了一种“弱肉强食”的思维逻辑。她曾亲眼见证了我祖父强烈的工作热情让他由一个基层的服装加工工人成长为工厂的领班，进而成为一名高级经理人。母亲上的是天主教修女严格管教下的女子高中，这无疑也影响到了她对我们的教育方式。喧嚣的城市生活、令人难以承受的学习、社会与经济压力，最终令母亲逃离了香港。
母亲离开时，是1976年，从那时到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许多香港人都移民到了西方世界。我高中所在的城市，经常会出现香港来的新移民和他们的子女，那些孩子都成了我的高中同学。我认识了很多这样的人，却始终没办法和他们交心，只能和他们、和母亲的家乡文化保持着远远的距离。在我注册成为大学生和更新护照信息的时候，我甚至在申请表上刻意地忽略了自己“太过中国“的中间名，心想这样就会令我不那么像中国人，而更像加拿大人。
离开这样的环境之后，我才意识到自己身份认同的割裂。大三的时候，我在国外待了一年，在哥本哈根读书，到欧洲各处旅行。我到了一些地方，在那里“移民”和“有色人种”的概念是闻所未闻的。一次，我在克罗地亚杜布罗夫尼克旧城区的一个酒吧里，遇到了一群年轻的当地姑娘，她们正在一起庆祝某个人的18岁生日。也许是因为黄种人在东欧太过罕见，姑娘们好奇地围着我。“中国！你是从中国来吗？”一个女孩问我，语气里没有“种族主义”的味道，只是充满好奇。
“不是，”我说，有生以来第一次因这样的回答而感到羞愧，“其实，我从未去过那里。”* * *虽然从小和母亲及其他华裔移民生活在一起，但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自己有一天会回到香港生活。大学毕业时，我赶上了经济危机，加拿大没什么好的工作机会，香港似乎成为了一个自然的选择。我很快在一所英语教学机构里找到了工作，并和其他60名外籍人员一起受训，他们多数都是来自于英国的白人。
那些曾经在青春期备受冷落的技能，如今却让我在一群新人中有了明显的优势。我说着有浓厚口音的广东话，甚至能和房东讲价，争取更便宜的租金。而我也开始乐于混杂在人群中，挤在服装店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