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洋务运动和中国现代化的关系.doc

浅谈洋务运动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苏涛长期以来,史学界对洋务运动的评价一直众说纷纭,褒贬不一。笔者认为, 这是一个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重大课题。为此,本文试图从现代化的视角来探寻洋务运动在中国现代化史上的地位。一19世纪 60年代开始的洋务运动,是中国现代化的最早启动。首先,洋务派面对新的形势,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最早的现代化思想。 19 世纪中叶,现代化浪潮已从欧美席卷到世界各地,它打破了各国的隔绝状态,将不同的国家和民族连为一体,人类历史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而在中天国运动如火如荼,蓬勃发展;英、法联合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凭借洋枪洋炮打败了“天朝”军队。日趋衰落的清王朝犹如一座将倾的大厦,处在风雨飘摇之中。政治统治的危机,促使统治集团发生了分化,出现了新的组合――洋务派。他们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李鸿章语) ,提出了应变的思想, 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最早揭示这一思想核心的是冯桂芬,他在 1861 年就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①这可以说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的最初框架。后来, 洋务运动最重要的领导者李鸿章曾多次阐述过相同的观点,如 1863 年2月他在致曾国藩书、1864 年春在致总理衙门书和 1865 年9月在《置办外国铁厂机器折》中,都反复强调了用外国长技来维护中国的“文物制度”的主张②。另外,洋务知识分子如王韬等也都在其著述文字中阐述过类似的观点。直到1898 年另一位洋务官僚张之洞发表《劝学篇》,才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加以理论概括和系统阐发。在60年代至 90年代洋务运动期间,“中体西用”的思想成为洋务派的理论纲领。在这一理论中,洋务派把中学和西学的关系称之为“体”与“用”的关系, 或称之为“道”与“器”的关系,“本”与“末”的关系,“主”与“辅”的关系,进而肯定两者的相对价值,即中学具有精神价值,西学具有物质价值;更进而肯定两者的功用,即中学用来“治心身”,西学用来“应世事”。在这里,中学和西学的地位虽略有高低之分,如强调中学是“本”、“体”,而西学只是“末”、“用”,但同时这两者又被强调是相补相救,不可偏废的。说到底,就是他们企图要以军火武器和科学技术的“西用”,来达到维护古老的封建王朝这个“中体”的目的。显然,这一思想体现了落后的生产关系与先进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体现了传统因素与现代因素之间的矛盾。从哲学上看,这种两分法是谬误的,因为它是一种既肯定新价值又不否定传统价值的相对主义。然而应当指出,洋务派主张“中体西用”,“实已是一革命性的态度”③。从理论上看,他们以这种思想模式将西学内容合法化,将指向现代的世俗价值目标引进传统框架内,肯定西学所指向的世俗价值,肯定其具有传统伦理价值所不能替代的实际功用。这就等于承认中学还有所不足,还有待于西学补充,西学确有超越于中学的地方,从而动摇了“礼义至上”的传统伦理价值观的绝对、唯一的权威地位。这是鸦片战争后中国思想界的一大进步。从实践上看,这一思想不再像经世派提出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那样停留在书本上和口头上,而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有效的影响,它具有冲破传统思想的禁锢,开阔人们视野, 引导人们追求新知的积极作用。即以当时设立的学堂而论,尽管每所学堂以及每次派遣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