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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红军证明书》诞生记
红军长征在重庆的历史是极其短暂的，只有短短的两次军事行动。
一是为了保卫遵义会议，1935年1月15日，红一军团进驻綦江县羊角乡，扼守川黔交界的酒店垭关隘，监视川军和贵州盐防军的行动；
二是遵义会议后，同年1月21日，红一军团8000余人从贵州松坎出发，到达綦江县石壕镇。红二军团也于同日到达石壕。红军在石壕驻扎两天后，经黎园坝向赤水进军。
最近几年，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对全市红军史料进行了大规模的收集整理，编成了100万字的《红军在重庆史料选编》（上下册）和《红军在重庆画册》，其中也没有红军长征经过重庆留下的文献资料。
20________年，一份《中央红军证明书》（以下简称《证明书》）的公诸于世，改变了这一状况。
命名为“中央红军证明书”
早在20________5年，有人在重庆市江津区唐安华家发现了一件红军留下来的文物。它由80多年前的红军战士用毛笔沾着松烟，在粗糙的皮纸上书写而成。这篇文字记载了7位红军战士在江津四面山养伤的经过。后来，经过多位专家的科学鉴定，确定为国家一级文物，于20________5年8月入藏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

在经历了发现初期的一阵热闹之后，这件珍贵文物又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并不被很多人知道。那时，我在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和市委党史研究室工作，因而始终关注着这件事情，并展开研究。20________年，我接受记者采访，讲述了对这件文物的研究心得。其后，这篇报道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在此之前，包括文物部门都把这件文物定名为“土城战役红军手迹”。我之所以将其定名为“中央红军证明书”，主要基于3个方面：
一是此件开宗明义即写道：“在飞鸽九凤山七名红军养伤治疗经过留给唐树田家人保存，组织查证。”在末尾又有“此文字依据，留给唐老人保存，组织查证”的文字。也就是说，这段文字记述的是1935年1月至4月，7位红军战士、两位红军将领与江津洪海百姓共度的一段经历。有立此存照的意思，说明了这篇文字的“证明”性质。
二是据唐树田的儿子唐安华回忆，“当时（1935年）我只有8岁，但有些事还是记忆犹新”。“伤员走时给我父亲送来了一个本子，我亲耳听到那个人对我父亲说：‘你要好好保存，若以后共产党得了天下再拿出来，不然会被杀头的，你若等不到就交给你儿子保存’”。这是此件“证明”性质的又一证据。

三是这件文物封面上署名为“红一方面军土城战役伤员党小组，组长廖永江”，文中标明书写时间是1935年4月5日，其创作主体是红一方面军的7位战士，廖永江是执笔者。当时红一方面军的正式称呼为“中央红军”，故我用“中央红军”冠在“证明书”的前面。
土城战役的佐证
《证明书》一共5页，约900字。从文字记录中发现，它是长征途中土城战役的佐证，而且是在重庆境内发现的有关土城战役的惟一原始资料。《证明书》记载，“一月二十七日土城战役激战一天一夜，我方伤亡严重，上级决定大部队立即转移。上级指示伤员分头转到后方”。
土城战役是在遵义会议召开10天后，由毛泽东亲自指挥的第一个战役，是中央红军从失败走向胜利的转折点。当时红军行进至桐梓，发现四川军阀刘湘的“模范师”——郭勋祺部已渡过长江，从綦江方向南下阻击
红军，防止其北渡长江，进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