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注《资治通鉴》序
古者国各有史以纪年书事,晋乘、楚梼杬虽不可復见,春秋经圣人笔削,周辙旣东,二百四十二年事昭如日星。秦減诸侯,燔天下书,以国各有史,刺讥其先,疾之尤甚。诗书所以復见者,诸儒能藏之屋壁。诸各藏诸其。太史公因春秋以为十二诸侯年表,因秦记以为六犹存,具有年数,子长稽其历、谱谍、终始五德之传,咸与古文乖異,且谓「孔子序书,略无年月;虽颇有,然多阙。夫子之弗论次,蓋其慎也。子长述夫子之意,故其表三代也,以世不以年。汲冢纪年出於晋太康初,编年相次,起自夏、殷、周,止魏哀王之二十年,此魏,脱秦火之厄而晋得之,子长不及见也。子长之史,虽为纪、表、书、传、世家,自班孟坚以下不能易,虽以纪纪年,而书事略甚,蓋其事分见志、传,纪宜略也。自荀悦汉纪以下,纪年书事,世有其人。独梁武帝通史至六百卷,侯景之乱,王僧辩平建业,与文德殿书七万卷俱西,江陵之陷,其书燼焉。唐四库书,编年四十一家,九百四十七卷,而王仲淹元经十五卷,萧颖士依春秋义类作传百卷,逸矣。今四十一家书,存者復无几。乙部书以迁、固等书为正史,编年类次之,蓋纪、传、表、志之书行,编年之书特以备乙库之藏耳。
宋朝英宗皇帝命司马光论次历代君臣事迹为编年一书,神宗皇帝以监于往事,有资於治道,赐名曰《资治通鉴》,且为序其造端立意之由。温公之意,专取关国家盛衰,繁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以为是书。治平、熙宁间,公与诸人议国事相是非之日也。萧、曹画一之辩不足以胜变法者之口,分司西京,不豫国论,专以书局为事。其忠愤感既不能自已於言者,则智伯才德之论,樊英名实之说,唐太宗君臣之议乐,李德裕、牛僧孺争维州事之类是也。至於黄幡绰、石野猪俳谐之语,犹书与局官,欲存之以示警,此其微意,后人不能尽知也。编年豈徒哉!
世之论者率曰:「经以载道,史以记事,史与经不可同日语也。」夫道无不在,散於事为之间,因事之得失成败,可以知道之萬世亡弊,史可少歟!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为人子而不知通鉴,则谋身必至於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后。乃如用兵行师,创法立制,而不知迹古人之所以得,监古人之所以失,则求胜而败,图利而害,此必然者也。
孔子序书,断自唐、虞,讫文侯之命而繁之秦,鲁春秋则始於平王之四十九年;左丘明传春秋,止哀之二十七年赵襄子惎智伯事,通鉴则书赵兴智滅以先事。以此见孔子定书而作春秋,通鉴之作实接春秋左氏后也。
温公徧阅旧史,旁採小说,抉擿幽隐,荟稡为书,劳矣。而脩书分属,汉则刘攽,三国汔于南北朝则刘恕,唐则范祖禹,各因其所长属之,皆天下选也,历十九年而成。则合十六代一千三百六十二年行事为一书,豈一人心思耳目之力哉!
公自言:「脩通鉴成,惟王胜之借一读;他人读未尽一纸,己欠伸思睡。」是正文二百九十四卷,有未能徧观者矣。若考異三十卷,所以参订羣书之異同,俾归于一。目录三十卷,年经国纬,不特使诸国事杂然並录者粲然有别而已,前代历法之更造,天文之失行,实著於目录上方,是可以凡书目录观邪!
先君笃史学,淳祐癸卯始患鼻衄,读史不暂置,灑血渍书,遗跡故在。每谓三省曰:「史、汉自服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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