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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审美解释学对音乐审美知识论语境的消解
内容提要 现代与后现代的博弈作为世界性的主流话语，在音乐审美领域体现为传统与现代的思想碰撞，其形式化的传统美学理念在超越性的哲学引导下被非形式化所消解，这就是音乐美学的知识论语境的消解。如此的消解使音乐的美学理念从“是什么”的形象理念进入到了无界限、无规定的“是”（存在）本身的解释学语境，从而形成了音乐美学的意义扩展，这样音乐美学从“现实”走进了“可能”的世界。当代音乐审美解释学如此从传统的出走作为人类不可逃避的文化事件，是当下音乐审美活动作为存在的基本境遇。消解知识论的“对象化”认知美学理念，意味着音乐从对“是什么”的认知美学追求，转向对音乐审美活动“是”（存在）本身的回归，亦即通过视域融合的解释活动实现音乐审美本身作为音乐审美现象的自身拯救。可以看到，关于音乐审美活动的现象学分析向“解释学”的非音乐性的靠拢，似乎是当代音乐美学的可能走向之一。
关键词 音乐审美解释学 知识论语境 音乐性与非音乐性
〔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4）07-0001-09
当对音乐审美形象作为对象化的“是什么”进行把握而陷入知识论的悖论纠缠的时候，音乐本身的解释学语境就以消解的姿态改变了我们的音乐审美语境，音乐作为审美的存在就从对象化的知识论语境中出走了。从这里出走的音乐审美在解释学的解释缠绕定律的支配下却去寻找音乐本身的非音乐性了，这样，音乐在对“非音乐性的”呼唤中改变了音乐审美解释的“非此即彼”的二元解释模式。如此，音乐在历史中传承下来的固定知识论式的教化功能，终被非利益化、非评价性、非价值化的美学意向所弱化，音乐的审美走向了自己的反面，即：音乐本身的解释学意义就在于音乐本身非音乐性的澄明。本文试从音乐审美的建构所形成的知识论美学取向的消解中，描述当代音乐审美解释学的语境破解之路，从而尝试在学理的层面梳理一下当代音乐美学的一种可能向度，以就教于方家。
一、音乐审美现代性中的知识论语境
当人类从神学的城堡中解放出来之后，又走进了理性的围城。理性的至上性植入人类精神世界的是对“是什么”的理性追问，这种追问依靠的是逻辑的同一律，经验的实在性以及理性本身形而上的超越性。从信仰之城出走的理性无论是以逻辑的至上性为依托，还是以“先验自我统觉”作为可能根据的无可怀疑性，都使得理性在人的知识论式的思维构架中，遵循着合乎可能的逻辑原则，构造着对世界的“是什么”的解释模式。这种“是什么”的解释模式除了衍生出庞大的“科学”的话语霸权系统之外，也将“对象化”的思维方式投射到人类的日常“生活世界”，使得属于人的日常的“生活世界”被对象化、理性化、线性化、构造化。这种对象化的思维方式也不可避免地主宰了人类的各种审美活动与艺术活动，构造着可理解的、可解释的审美与艺术行为，音乐审美活动中也是如此。可以说，在现代性的语境里，知识论以“对象化”的“是什么”的思维方式形成了各种把握世界的方式，实际上是泛化了的“主体与客体”之区别的关于世界的把握方式。由这种把握方式对音乐审美活动的美学意义作出说明，就形成了音乐中的理性主义和技术主义，在音乐审美活动中对理性与技术的崇尚，无疑就会把音乐审美引向音乐的构造（强调对音乐的主体性构造），从而也就远离了音乐审美本身的自然而然。
我们先简要考察一下对象化的知识论的思维方式的历史与意义。
所谓对象化的知识论的“是什么”的思考问题的方式是从古希腊哲学产生的。古希腊哲学的历史意义在于开启了人类对自身存在处境与意义的追问与自觉。古希腊形而上学的哲学精神是说，人之为人，不在穿衣吃饭、繁衍后代，而在于能够提出问题，能够向观照的对象“发问”。形而上学的问题集中于 “人存在着”，“这种存在的理由是什么？”也就是说，“人作为个人或作为类的人为什么是这样的存在？”“人应该有怎样的存在？”这些问题表达的是人对人自身存在与如何存在的追问。人对于自身存在意义的追问来源于人类本有的精神自觉的力量，这种自觉总会表现出为了什么，何以如此，可能如何等各种问题方式。有问就有答，人类对这些不同的“问”的“答”，就是古希腊哲学视域中的人的存在方式。可以说，正是在这种不断的自我追问与回答的思想逻辑中，呈现出人类自觉意识的形而上学哲学轨迹。
从古希腊哲学的历史来看，这种发问方式可以从“古”（荷马时代）而追溯到巴门尼德，后来发展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这种发问方式所体现的西方哲学关于形而上学问题的思考方式一直延续到今天的西方哲学。从哲学问题发生与演化历史的视角来看，可以说是巴门尼德最早以哲学理论思考的方式提出“存在问题”的。关于“存在”问题，他留下了这样几段话：
“因为能被思维者和能存在者是同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