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文化生态学问题研究.doc

红色文化生态学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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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从文化生态学的视角来看，红色文化的多样性问题、红色文化的文化核心问题、红色文化的生成环境问题以及红色文化的演化问题构成了红色文化生态学的基本问题，体现了文化生态学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加强红色文化生态学基本问题的研究对于推进红色文化研究，深刻认识和把握红色文化的本质、规律、特征，增强我们保护和发展红色文化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红色文化;文化生态学;文化演化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9）20-0055-03
　　 紅色文化是一种在特定历史时空中生成并得到持续发展的文化形态。它既有一般的意识形态性，又具有特殊的生活样态性。目前国内的红色文化生态学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有些问题需要得到进一步梳理和明确。笔者认为，从文化生态学的视角来看，红色文化的多样性问题、红色文化的文化核心问题、红色文化的生成环境问题以及红色文化的演化问题构成了红色文化生态学的基本问题，体现了文化生态学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需要得到重点关注和研究。
　　一、关于红色文化多样性问题
　　严格说来，红色文化不是一种文化，而是一组文化、一群文化。不同的地域、不同的历史时期，产生了不同的红色文化。从历史时期来看，红色文化可以划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红色文化、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探索时期的红色文化、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时期的红色文化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红色文化。从空间地域来看，在大革命时期有大城市的工人罢工文化和军人起义文化;在土地革命时期有大量的农村根据地文化、苏区文化，红军战略转移的长征文化，城市地下党活动文化;在抗日战争时期有延安文化，东北抗日义勇军文化，敌后抗日反伪斗争文化，国际支华援华抗日文化;在解放战争时期有西柏坡文化，农村土改文化，城市反独裁文化;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探索时期有三大改造文化，工业建设文化，农业建设文化，抗美援朝文化;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时期有真理标准大讨论文化，小岗村文化，华西村文化，特区建设文化，西部大开发文化，抗洪抢险文化，抗击非典文化，抗震救灾文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时期有反腐败斗争文化，扫黑除恶文化，抗美经贸战文化，扶贫文化，“一带一路”文化，虚拟空间净化文化，等等。由此可见，红色文化不仅时空跨度大，而且时空转换非常快，表现出十分明显的时空多样性。
　　文化生态学的创始人朱利安·斯图尔德十分重视文化的多样性，并把文化多样性作为文化生态学的理论前提和基础，提出了文化生态思想。在他看来，“若干基本的文化类型在相同状况下会以相同方式发展，但文化的各项具体的层面几乎没有一样会以一规律的序列出现于所有的人类群体之中”。[1][P6]也就是说，文化的多样性不仅表现在时空条件的差异上，更表现在文化主体的不同选择与创造上，以至于出现同一时空条件下在同一文化内部表现出多个方面之间的内容差异甚至冲突的现象。因此斯图尔德很是怀疑：“人类社会对其环境的调适究竟是需要一套特殊的行为模式，或者在某种范围之内好几套模式都可以适用。”[1][P45]主张要把环境作为一项非文化因素纳入文化研究中来，考察人们对其的不同适应和自我创造过程，揭示文化多样性的起因。按照斯图尔德关于文化生态的思想观点，红色文化多样性问题必然是红色文化生态学研究的重要方面，是文化生态学区分于其他红色文化研究的重要体现。
　　二、关于红色文化核心问题
　　文化核心是文化生态学的重要范畴，是文化生态学考察文化的重要理论工具和方法。斯图尔德指出，所谓文化核心就是“与生产及经济活动最有关联的各项特质之集合”[1][P45]。这些特质包括社会、政治和宗教模式。同时，斯图尔德又指出，“文化生态学最关注的特质，是经验性分析显示在文化规定的方式下与环境的利用最有关联者”。[1][P45]也就是说文化核心不仅是一种结构范畴，指谓某种或几种文化因素在文化中的中心地位和作用，而且也是一种历史范畴，指谓来自于文化主体内部对外部环境保持的历史张力。这种观点要求我们不能把一种文化的核心等同于一套由一组态度价值所支持而彼此增强的行为模式。相反，“文化核心的本质决定于一套复杂的技术与生产的方法，这些技术与生产的方法本身有一段漫长的文化史”。[1][P48-49]由此可以看出，斯图尔德非常认同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观点，认为文化的本质或核心不在于一种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