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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的高原星辰
　　诗，和诗人们，终究也只能落在朝朝暮暮的时光里，包裹在人们的细节记忆中。花自飘零水自流，曾经的自觉或是无奈，曾经的高峰或是平地，曾经的光华凛然或兀自独步，曾经的优雅华丽或迷离边缘，终了都一样。诗人们都渐行渐远，渐行渐远……
　　上世纪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前半段，贵州诗歌界活跃着“三廖一张”。这4位诗人是廖公弦、廖国松、廖涛声、张克。他们热烈地歌咏，虔诚地书写，形成了当时的审美主流。他们的诗作多发表于《诗刊》、《人民文学》、《山花》，在贵州赢得了广泛的瞩目，拥有足够的粉丝。
　　我们念兹在兹的，是我们身处的时代。时代是每个人终生的襁褓。每个个体生命，都在承受、体验宏大的国家和时代的命运，绝对无法超越。时代的清水、浊流都无可避免地将我们冲刷。
　　“三廖一张”的诗歌现象，有较深的地理、人文、意识形态的规定性，也受诗人们阅读视野、知识结构、文学修养、艺术造诣因素的制约。他们都孜孜以求地经营他们的诗歌王国，他们的诗，又几乎都表现出他们所处年代和所处社会的直接影响。它的出现是时代的，局限的，因而是短暂的。历史大潮创生了它，也淹没了它。
　　“三廖一张”中，年岁大的张克是1930年的，最小的廖国松是1940年的，他们年纪比我大。廖国松是我老友，60年代初期，他的才气有点儿掩抑不住了，他捕捉细节和形象的能力，受到普遍的夸奖。“红蜻蜓在秧尖吸着水滴，苞谷林飘出泥土的香气”，“一双脚踏陷了灶边泥土，数不尽的围腰磨成破布”等等。这些诗，有他自我的观察，也有跟风应景之作。后面一首就是写城市也要公社化的，这无可避免。《山花》的沈耘老师很器重他，连续给他发了许多诗作在“田园拾掇”、“山乡短笛”栏目里，《来访》、《小病》、《午后》、《七夕》、《鞭声》、《河边》《雨后》、《夜渔》、《笛声》、《雪夜》、《村中》等等。引得我十分羡慕。
　　《读》，比较能够代表他那批田园诗的风格：蜻蜓在牛角上逗弄清风，泥沼里八哥儿啄着虫虫，放牛娃低着头念些什么？绿蓑衣沉浸在疏疏雨中……呢喃的燕子从田坝飞来，撞歪他头顶圆圆的斗篷，闪现出手中的语文课本，一颗心失落在书页之中……

　　于今读来，难免稚嫩，可谁能去苛求当时二十出头的青年？何况，在那个年代，廖国松在艺术上有他自身的唯美的追求。特别是对诗歌色彩的选择和追逐，对诗歌音韵美以及山野景致的选择和追逐，都透出清新、洒脱、轻灵，有一种淡淡的超脱绝尘的意味。他在许多诗中一再表现开满“紫色的蚕豆花”的旷野，“月光染白了房上的丝瓜”，“插在白云里的黄色篱笆”浓淡渗s、诗意郁郁，初具风格。这可能与他以后的绘画有内在关联。
　　其实，这个时期，天边已有雷声，狂风眼看乍地而起，我们懵然不觉。没多久，廖国松对我说：沈耘说以后不会多发这类田园诗了。
　　风暴如期而至。狄更斯描述的时代来了，最好、最坏的时代，信仰、怀疑的时代，光明、黑暗的时代。
　　廖国松到山野去了，当了一名地勘队员，悄然潜行。诗，还在写下去，是隐态的、抽屉的，唱着独自的探求。风暴过去，他在《杜鹃花开》中写道：杜鹃花开，杜鹃花开，到处是花的山，花的谷，花的崖，我们在花海中测量，带回一个花的梦，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