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成功的教育“变法”.doc

一场成功的教育“变法”.doc一场成功的教育“变法” 1917 年,是梁启超与政治最后纠缠的一年。前半年他帮段祺瑞执掌北洋大权,因而被重用,出任各项要职,雄心勃勃,志得意满;后半年, 他就在孙中山“护法战争”的逼迫中, 不得不递交了辞呈。从此, 他告别政治舞台,转而以主要的精力从事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活动。这其中,也包括教育他自己的子女。那一年, 一个张姓的大家庭刚刚搬至苏州。家里 4 间书房, 父母各一间, 众多儿女们合用两间。母亲亲自为孩子们开蒙读书, 还有专门聘请的老师教授书法、算术、自然、音乐等。这个家庭, 培养出了后来大名鼎鼎的“合肥四姐妹”、九如巷中十姐弟。无锡钱氏家族、扬州何家……在清末民初的中华大地上, 芝兰玉树似乎总是一门一门地出现,不独梁家。这是时代造就,抑或是历史偶然? 近代史研究者解玺璋告诉《环球人物》记者:“那个时代,还有大量晚清的士绅、学者, 他们本身就是中国传统文脉和血统的存在, 他们支持了这种教育。它是一种人格教育, 不仅仅重视孩子知识的增加, 更重视健全人格的培养。每个家庭有不同的侧重点, 比如张家更偏重文化, 梁家可能更有家国情怀。但无论梁家、张家, 都是围绕孩子的健全发展、健康成长去教育,要使他们先成为一个人,而不是一个人才。”梁启超曾在一次学校演讲中说,现在的教育,是“贩卖知识杂货店”的教育。他很忧心地告诫学生:“诸君啊!千万别以为得些断片的知识就算是有学问呀! 我老实不客气告诉你罢, 你如果做成一个人, 知识自然是越多越好;你如果做不成一个人,知识却是越多越坏。”人先站稳了,再谈及其它,这就是梁启超的“立人”。而在人格培养方面,家庭承担着重要职责。那些有学识、有见识、有财富的家庭, 也有能力承担这样的职责。新旧交替、东西融汇、破立共存,是那个时代的图景。家学传统、教会学校、私立学校,西方新式教育理念的引入,留学欧美、日本的浪潮, 不断冲击着人们固有的观念。关于教育是应该保留传统还是放手革新的争论,在当时,并不比现在少。号称“中国之新民”的梁启超, 在政治上的变法以失败告终, 但在教育上,他没有放弃“变法”。“梁启超入手的地方,就是新民,启迪民智。他把国家对公民的教育,首先实施在自己家里。他对孩子的沟通很平等; 他希望孩子乐观、积极、向上, 而不希望他们有那种无病呻吟的文人情绪。家里家外,他对年轻人都是这样一种要求。”解玺璋说。但梁启超主导的教育“变法”,仍紧紧根植于中国传统。虽然 9 个子女中不乏哈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