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doc

瞿秋白瞿秋白, 临死时生怕自己成为“榜样”, 让更多的以他为偶像的年轻人白白送死, 不惜“自毁形象”, 而写了《多余的话》。“我不怕人家责备、归罪, 我倒怕人家‘钦佩’。但愿以后的青年不要学我的样子, 不要以为我以前写的东西是代表什么主义的。所以我愿意趁这余剩的生命还没有结束的时候, 写一点最后的最坦白的话。”与瞿秋白比起来,那些慷慨激昂,英勇就义的“留取丹青照汗青”的义士们, 真的都算不了什么了! 国家消亡,阶级被消灭,人类按需分配。。。。。。英特纳雄耐尔, 多么美好的人类愿景啊! 可是这样美好的果子怎么可能通过斗争和杀戮而得呢?斗争和杀戮的结果除了新的斗争和杀戮还能有什么? “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潜台词难道不是“让我们以前的主人做仆人”?“主”“仆”变来变去难道不过是“墙头变换大王旗”?怎么可能走向英特耐雄纳尔? ! 智慧的瞿秋白看到了这一点, 并用生命勇敢地向世人见证和宣告! 可惜, 他的良苦用心, 直到今天才为我们认识。而他的“同志们”, 却拒绝他的智慧, 他们被“斗争”充塞了大脑,被“胜利”蒙住了了双眼, 直到几十年后结出了“文化大**”的果子。。。。。。“中国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东西, 世界第一。永别了!”这是瞿秋白遗作《多余的话》里的最后两句,他在向一生最爱吃的豆腐告别,而他何尝不是一块豆腐——看上去有棱有角, 实则毫无杀伤力, 扔出去, 首先碎的是自己。中国历史上向来不乏文人从政的悲剧, 不同的是, 大多数人最初都有着宏大的政治抱负, 并深信自己具备非同一般的政治才能, 而瞿秋白的志向却是“研究中国文学, 将来做个教员度过这一世”。至于“治天下”, 他则表示从来都没有想过。虽然他后来因缘际会走上了仕途,但对此并不热心。即使在当了中丵共一把手之后,也仍然如此——“只发表一般政治主张,其余调遣人员和实行具体计划等,就完全听组织部军事部去办”。而所谓的“政治主张”也基本与他无关, 或换句话说, 是在替别人发表主张, 他本人更像是一个工具。他的参加革丵命在他看来或许不过是友情客串, 帮朋友干活罢了, 与自己的爱好和事业毫无交集, 甚至大相径庭。作为一个自诩的文人以及一名没落的绅士, 他能做的只有凭着自己的良心——而不是手段——帮朋友把事情做好。但他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不一定就对得起革丵命丵。革丵命从来都不是“只凭着良心”去办事, 革丵命不止是行善, 不止是慈悲, 不需要那么多婆婆妈妈的“妇人之仁”……革丵命需要什么, 这得从那些成功者身上寻找答案。在《多余的话》里, 瞿秋白对自己的这种性格和“执政观念”有着深刻的剖析:“我有许多标本的‘弱者的道德’——忍耐, 躲避, 讲和气, 希望大家安静些, 仁慈些等等。固然从少年时候起, 我就憎恶贪污、卑鄙……以致一切恶浊的社会现象,但是我从来没有想做侠客。我只愿意自己不做那些罪恶。有可能呢,去劝劝他们不要在那样做; 没有可能呢, 让他们去罢, 他们也有他们的不得已的苦衷罢! ”“其实,最理想的世界是大家不要争论, ‘和和气气地过日子’。”由于没有主见, 优柔寡断, 以至于共产国际的布哈林第一次找他谈话时, 开过这么一句玩笑:“你怎么和三层楼上的小姐一样, 总那么客气,说起话来,不是‘或是’,就是‘也许’、‘也难说’……”所以,《多余的话》一开头, 瞿秋白便说自己的这段“仕途”是“历史的误会”。他本来是想考取北大的, 结果因为资金困难, 只好去读了免费的外交部立俄语专修馆; 本来是应北京《晨报》之聘赴俄任通讯员的, 却因俄语翻译短缺, 临时成了专门培养共丵产党高级干部的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国部的翻译和助教。而东方大学的这段经历也让他与中丵共最初的那些领导人有了近距离接触, 这为他日后步入政坛埋下了必不可少的伏笔。于是, 由于“历史的误会”, 瞿秋白才深有“戏子”之感:“因为十几年我一直觉得自己一直在扮演一定的角色。扮着大学教授, 扮着政治家, 也会真正忘记自己而完全成为‘剧中人’。虽然, 这对于我很痛苦, 得每天盼望着散会, 盼望同我谈政治的朋友走开, 让我卸下戏装,还我本来面目……然而在舞台上的时候,大致总还扮得不差,像煞有介事的。”由于“历史的误会”, 瞿秋白的政治生涯显得力不从心,如同“一只羸弱的马拖着几千斤的辎重车,走上了险峻的山坡, 一步步的往上爬, 要往后退是不可能, 要再往前去是实在不能胜任了。我在负责政治领导的时期,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瞿秋白后来的落败不难想象。飘忽不定的政治立场和左右摇摆的行事风格, 让他成了“两面派”和“机会主义者”, 而他的试图调停以及一团和气的“大善人”形象,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革丵命年代更是受到了政敌乃至同志的鄙夷。最后的结果便是, 彼时的“三人团”(博古、李德、周恩来) 不带他玩了, 红军长征时把兵工厂都能拆下来带走, 唯独留下了咳血的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