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教育与国学研究.doc

国学教育和国学研究
由南昌大学国学研究院承办的“国学研究和国学教育研讨会”日前在南昌大学举行。来自两岸三地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和学术出版部门的40多位专家学者，围绕会议主题进展了为期两天的深化研讨和广泛交流，提出了不少意见和建议，对于推进国合一，乃人所共知的常识之论。“格物致知"和“修齐治平"互为前提，是中国传统的“大学之道”。以人生的亲证透悟圣经贤传，熟读深思,修养生气,提升品格，也是中国书院传统的读书之法。那么古人所谓“学”，就是“觉悟",其目的端在透过文字的媒介,拨开心灵的混沌，激发道德的潜能,将语言文字所涵之义，化入实际的日常行动，变换气质，造就人格。这种“学”，不是纯粹的知性活动，而是知行贯穿，“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是关乎身心修养的君子之学。因此,通观全体，学有本原，厚积薄发，博雅平正；熟读深思，修养生气，知行合一，提升人格,无论国学研究还是国学教育，并无本质的不同。中国传统的出色学人，不仅博雅弘通,学际天人，他们表如今日常生活中的君子人格和士人风操，就是万世不磨的道德楷模和人生典范。
　　强调国学研究和国学教育的共性和关联，并非无视二者的差异以致等量齐观。专家们认为,国学研究和国学教育在方法和手段,目的和意义，以致于在科研和教学的相长互动方面，固然存在着质的共性和量的关联，但二者也存在着本数和末度的差异。第一,国学研究的对象和材料，是传统的经、史、子、集所有四部经典,所涉及的问题也无限广泛。就“学”的层面而言,既包括“天人之际”自然宇宙和人类社会的各种复杂关系和相关问题,也包括“古今之变”各种文化制度的因革和风俗人情的变迁,林林总总，举凡中国传统的形上之道和形下之器，都是国学研究的对象。就“术”的层面而言，也包罗宏富，、国术、国艺;小者如卜卦、堪舆、悬空，无不借“国学"之名而攘臂于世。而无论是“学”还是“术”,其间科学和巫术共存,文明和愚昧相伴，真理和错误杂糅,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也无庸讳言。然而，剔除伪谬，甄别美丑，汲取精华,去其糟粕，，国学教育大为不同。国学教育既不能将所有这些对象不分青红皂白地全部搬进国学教室，也不可能没有本末之别和道技之分，让国学诸生漫无边际地信马由缰，泛滥无归，更不能舍大道之本而专从技数之末。可见国学研究和国学教育各有不同的内容和目的，不可混为一谈。第二，国学研究是学者的终身事业,因此既可以皓首穷经,博极群书,学际天人；也可以探赜索隐，专精孤诣,不遑其余。和此相反，国学教育无论是4年还是6年，在学制上有明确的规定,不可能在短期内读完浩如烟海的四部典籍；也不可能使诸生各自专习一经,孜孜数年方可卒业。因此，以国学研究的学术思路科范国学教育的详细操作，必然导致方向性失误，非贪博而流于泛，即求精而失于狭。由此可见，国学研究和国学教育，在时间安排和途径处理上也有很大差异。
　　专家们认为，国学教育以培养国学人才或者“读书的种子"为根本目的，具有较强的实际操作性,必须在有限的学制之内，到达一定的学术积累,完成相应的才能训练。因此，其课程设置,既要表达正和知行合一的传统学术特点，也要注重控源循流和取精用弘的根本知识构造,还要贯穿转识成智和融旧开新的创造性思维方式。专家们认为，黄侃、梁启超和胡适等近代学人为青年学子开列的国学入门书目，：“吾国书籍之要者,不过廿余部。《十三经》而外，益以》为十五,言小学益以《说文》、《广韵》为十七,言史益以《史记》、《汉书》为十九，言诸子益以《荀子》、《庄子》为二十一，言文学益以《文选》、《文心雕龙》，假设深研而详味之，谓之专门可，谓之博学亦可，如此那么不致有主伴不分之失。”当然，还应该加上一部《老子》。假设学者能在不太长的时间之内把这二十几部书读通读透，烂熟于心,既是通人之学，也是专家之学。专家们认为，作为国学奠基入门书籍，这二十四部元典既包含着“立德”做人的人生准那么，也蕴藏着“立功”做事的历史经历,更蓄积着“立言",黄侃等前辈学人的经历之谈，值得当代从事国学教育的相关人士和相关机构认真借鉴。国学教育的课程设置,和国学诸生的本硕习业，和日后开展国学研究所必需的语言文字功夫，元典文献根基，一皆出在这二十四部书！以这二十四部书的知识体系和价值功能作为“国学”的根本内涵，那么“国学”概念在任何时间和任何场合都不会出现滥用.
　　 国学的学科定位
　　关于国学的学科定位，专家们一致认为,按照当前学科门类的划分，以上述二十四部书的知识体系和价值功能为根本内涵的国学，应该是个大的“学科门类”或者至少是个“一级学科",它不应该隶属于当代人文学科所谓文学、历史、哲学任何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