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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城市性格中的“精武”文化
上海城市性格中的“精武”文化 ——仲富兰教授在2016中智视野文化讲坛的演讲 2016年09月20日 无图说1 ■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积贫积弱、受尽屈再遭践踏，这睡狮渐已醒。”力雪国耻、扬我国威，是精武精神之精髓。所谓“武”，指的是一种物质力量。在民族危难的重要时刻，精武精神是上海为积贫积弱的中国擎起的一面振奋民族精神、弘扬中华国威的旗帜。　　刚劲豪爽的尚武遗风　　支撑一座“不设防”的城市　　精武精神诞生在上海，绝非偶然。上海，中凡的历史。她是一座饱经风霜的城市，也是一座具有光荣传统的英雄城市。
　　上海历史上有个大名鼎鼎的名人秦裕伯，是耳熟能详的上海城隍。元至正四年，49岁的秦裕伯考中进士。后来为避兵乱，秦裕伯弃官回原籍寓居扬州。复回上海不久，其母唐氏病逝，便居家守孝。时逢明将张士诚渡江攻下常熟、湖州、松江和常州等地，定都平江（苏州），为扩张势力，派人到浦东请秦裕伯赴苏州为官，被婉言谢绝。
　　明朝立国，正是用人之际。朱元璋命中书省下令，要他出山任职，秦裕伯以母丧守制未满而推脱。朱元璋再次下令征召，秦裕伯还是固辞不就，致使龙颜震怒。
　　朱元璋愤怒地下了一道手谕：“海滨民好斗，裕伯智谋之士，而居此地坚守不起，恐有后悔。”这句记载于《明通鉴》的帝王手谕，言下之意是：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再不从命，杀身之祸就不远了。秦裕伯闻此“涕泪横流，不得已偕使入朝”。
　　洪武元年，秦裕伯出任侍读学士，次年改任翰林院待制，不久又改任治书侍御史。洪武三年，与御史中丞刘基同为京畿主考官。后来，又被任命陇州知州。此时年逾古稀的秦裕伯不得已上书告老还乡，这次有幸得到朝廷恩准。洪武六年七月二十日，秦裕伯病逝于上海家中。朱元璋得知秦裕伯死讯，说了一句“生不为我臣，死当卫吾土”。于是，敕封他为上海城隍神，追赠“显佑伯”。
　　朱元璋手谕里“海滨民好斗”这句话，用今天的语言来表述就是，滨海的人咋就那么犟呢？这或多或少概括了元明时期上海人的性格特征。《同治上海县志》　中收录了上海人顾从礼关于上海筑城的奏疏，其中说到“上海，宋市舶司所驻之地，治原无城垣可守。盖一则事出草创，库藏钱粮未多；一则，地方之人半是海洋贸易之辈，武艺素有通习，海寇不敢侵犯。虽未设城，自无他患”。这番话，佐证了有关“海滨民好斗”的判断。
　　上海处于吴越之间，先秦时代是一片气质刚劲的土地。《淮南子》说：“越王好勇，而民皆处危争死。”班固描写这片土地上的尚武遗风，“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同时，滨江傍海，远离朝廷的控制，加之海上流动作业常常带有不可预测、不稳定和不确定性，因此早期主要由草民、盐民、渔民组成的当地人，心智率直，不绕弯子。豪爽、侠义、乐善、好客，成为人们交际礼仪的特定基调和人文色彩。
　　根据我所掌握的史料，从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前后设立上海务算起，到宋度宗咸淳年间设立上海镇，再经元代置县，直至明嘉靖三十二年，上海才为抗倭御寇而兴建起城墙。事实上，倭寇为患自宋代就一直存在，但五百年中上海基本是一个没有城墙的城市，即一座“不设防”的城市，靠的是什么？前述这席话，我认为说出了一个秘诀。　　移民文化相激相荡　　赋予兼容并蓄多元共生特点　　从1008年至1843年，这八百多年的历史，上海处于传统江南文化的边缘地带。即使后来成为一个县级行政单位，在中华帝国的城市版图中，仍然既非省城都会，也非府衙治所。一般认为，传统型城市向来以行政为中心，各种衙门叠床架屋。相较来说，上海的历史地位，导致其民俗与心理构成较少束缚，勇于接纳新事物。
　　同时，除了传统农业、渔业、盐业外，古代上海主要开展沿海贸易。敢作敢为，敢于冒险，构成了她的主要性格特点。由于没有沉重的包袱，因此可以重新设计自己的社会资本。在经过一番权衡利弊之后，总会体现出对异质文化的宽容。这些特点正是上海能够迅速发展的前提条件。
　　明清之际，伴随上海的崛起，她接纳了来自江苏、浙江、安徽、广东、福建等各地移民。各地的民俗与文化，在上海这个有限的空间里相互影响、相互碰撞、彼此融合、经久磨合，逐渐形成新的文化形态。高度的移民化，可谓上海文化的一抹亮色。千条江河汇入大海，相激相荡、相克相生，最终赋予上海文化兼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特点。
　　近代以来，商人到上海这个码头打拼，为的是利益最大化，因而上海文化的底色是商业文化。商业就要交易，交易则须平等，所以上海文化与皇城根下的文化有着区别，更加驳杂与多彩。它的精髓和深层内涵就是开风气之先的创新精神，不墨守成规，总能迎合时代潮流，敢于吸纳新事物并对传统文化进行变革。大至社会风尚，小至日常生活，包括价值观念、行为方式、文化艺术、饮食起居、服饰装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