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电影艺术总第337期《让子弹飞》让观众目睹了土匪张麻子主导的一场令人赏心悦目、荡气回肠的反剥削、反压迫的人民起义壮举,同时也仿佛是一次想象中大快人心的现实反腐反贪大捷。单从这点看,影片让观众在畅快的娱乐中领略其兴味蕴藉,实属成功之作。按理,这部影片体现了姜文制作团队超凡脱俗的电影天才和创造力,为21 世纪头十年的中国电影画上了近乎完满的句号,而且国内这样的影片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但肯定之余,我难免又有点儿隐隐的忧虑。看完这部影片,我脑海里总闪现23 年前看《红高粱》时的那些影像记忆,总觉得这两部佳片分别营造的两个影像系列之间宛若一对忘年兄弟,虽然彼此之间年龄差距快赶上父与子了,但其内在精神气质却又颇为近似,恍若同代人。这种精神气质的近似,突出表现在追求个人生命强力的热烈和狂放上:《红高粱》通过颠轿、野合、酒誓等镜头,试图揭示20 世纪80 年代知识分子对个人生命强力的追求和享受,这是那个文化启蒙年代知识分子竭力求取的阶层大义;《让子弹飞》则透过张麻子对鹅城恶霸黄四郎的快意复仇和对全城百姓众生的解放,仿佛成功实则想象地发泄了市民积压于心的对贪官、不义、不公等世相的愤懑之情,这应是市民全力求取的大义。不同的只是,《红高粱》打造的是生命强力的悲剧,《让子弹飞》奉献的却是生命强力的喜剧。真正导致这两部影片相似的地方,是在一些细节的处理方式上。与《红高粱》倾力渲染颠轿、野合、酒誓等野性镜头相一致,《让子弹飞》中也有小六子自掏肚腹以证清白的血腥镜头;而同样,前者中“我爷爷”余占鳌据传干掉麻风病人李大头并自己取而(文章按作者姓氏笔画排序)王一川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让子弹飞》:横看成岭侧成峰《红高粱》的忘年兄弟代之,后者中张麻子一举杀掉黄四郎替身,导致除恶义举出现重大转机。这两部影片的共同点在于,虽然都狂放地张扬生命强力,但在生命强力的价值取向上却陷入迷乱:张扬个体生命强力难道就必须以其他个人生命力的必然灭绝为代价?这样的逻辑演化下去,难道不就等同于“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甚至法西斯主义了吗?我猜想,这两部影片编导在主观意识层面当然不会这样做,只不过是在上述细节的处理上出现了这样无意识的逻辑陷阱而已。他们似乎都是为了让故事“好看”而听凭自己的直觉和才华纵横驰骋的,但也正是这种潜伏在直觉或才华中无意识的价值迷乱,恰恰需要警觉。因为,这种无意识的东西可以让我们进一步探寻位于这个时代价值体系深层的隐秘症候。《让子弹飞》的问题关键在于,为观众所拥戴的一身侠肝义胆的张麻子究竟富有何种侠义?当观众情不自禁地化身为鹅城百姓,而跟在张麻子后面大义凛然地冲进黄四郎碉楼欢庆胜利时,是否来得及清醒地想过,这张麻子身上到底蕴含有何种大义而让我们倾心跟从?张虽曾当过蔡锷将军的卫队长,依靠维护共和之举而体现某种正面价值品质,但毕竟失败后变身草头王,满足于杀人越货的土匪勾当,并没有体现出足够的正义品质。颠覆县长后自己取而代之,希图通过官位而赚取钱财,包括搜刮鹅城民脂民膏。即便在最后除掉黄四郎、解放全城百姓、放手下兄弟到上海过平常生活时,这位国民革命元老级人物到底也没能体现出应有的正面价值理念来。如这一点对他属不折不扣的苛求,那么,当他颠覆县长并取而代之时,为什么就轻易代替县长“占有”《让子弹飞》:横看成岭侧成峰2011年第2期56其夫人(虽然都是假冒的)呢?一个具有起码的正义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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