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 页 共 之地，或城郊荒山僻壤，四周还筑有围墙、栅栏以免人畜入内损坏，并规定“无故假设放牧，悉不得入”。一旦圈禁为漏泽园墓地，即纳入官地范畴，可防止当地绅衿恣意侵占，起到庇园的作用。漏泽园内还往往建有屋舍，除供守园僧居住外，主要是用来为死者亲属每年“春秋祭祀”亡灵供应居住的场所。 后来，官府对漏泽园收葬对象作出明确的规定，一般多为寄留在寺院的无主棺�、无名死者、乞丐及遗骸暴露者，军民贫乏亲属也可安葬其中。此后，倘有因客死他乡又无力回乡迁葬者，亦可入园掩瘗。凡入园中者，官府给葬地八尺或九尺，并深埋三尺，立有标记。为了更好地管理墓园和安葬事宜，宋朝政府还特地设立监司巡历制，负责殡葬事宜，并定期督查各地安瘗死亡枯骨的状况，其职能类似于当今民政部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事务司。 漏泽园的经费来源，初期大多从左藏库内支拨，后经僚臣奏请裁减；宋神宗后，改为“以户绝动用钱给瘗埋之费”；至北宋末年徽宗年间，又变更为“于常平钱内量行支给”。随着时间的推移，瘗埋费也不断增加。北宋年间，安葬一名死者仅需六百钱，幼者三百钱；然而到南宋时，竟增至三贯，以致于世人讥讽官府只管死人，不管活人。如究其缘由，除丧葬用度剧增外，更重要的在于官府将这些消耗摊派给百姓，引发了民众的不满。 漏泽园这项补苴之术，尽管存在诸多缺乏，但终归引起了社会对弱势群体丧葬问题的关注。南宋末年，政局日益动乱，漏泽园也疏于管理。地方官员大多敷衍塞责，对所收骨骸“埋瘗不深，遂至暴露”；而且守园僧为获得度牒和紫衣，往往析分死者遗骸；加之墓园土地多被权势之家侵吞占佃，遂使漏泽园变得名存实亡。 善心义冢日渐繁盛 明代以后，商人、文友结社成风，善会善堂也孕育而生，各种民间慈善团体不断涌现。各地商贾按乡籍不同，聚集在全国主要的商贸重镇，成立会馆和商会。一方面为往来的本籍商人供应宿食和商机，另一方面也为旅居同乡筹措公益事业。倘有本籍商人客死他乡，商会都会捐出一局部财赀，或迁葬回乡，或就近掩埋。此后，这一善举并非囿于商贾，但凡本籍同乡需救济的，都可联络商会，以求协助。 商会的善举，终归只限于同乡。明末，江南文人起先踊跃投入地方慈善事业，他们所兴办的善会，只看需协助与否，不分畛域。如崇祯十年，在京为官的浙江嘉善人陈龙正携在京江南籍官员，在北京创设掩骼会，并刊布《掩骼会章程》，为京师贫民供应丧葬协助。翌年，经僧侣恒鉴提倡，刘宗周、倪元璐、祁彪佳等江南文士在浙江绍兴也创立了掩骼会和白骨会。他们“醵钱作社，集枯藏朽，为死者谋”，兴办公益事业，造福地方百姓。尽管掩骼会的成员屡有变动，但恒鉴的弟子们却传承衣钵，持续这一事业，善会的活动故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 清顺治年间，杭州成立悲智社，专为病人送药，向死者施棺，并设有义冢，掩埋尸骨。此后，各种名目的丧葬善会大量涌现，如天津的掩骨会、浙江桐乡的葬会等。然而从全国范围来看，成立更多的那么是助人收埋义葬的善堂，像锡类堂、思豫堂、不忍堂、恻隐堂等。虽各地名称不一，却都以施舍棺木、掩埋尸骨为专责。清中期，苏州收葬性质的善堂在江南堪称为最，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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