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一民的散文.doc

靖一民的散文.doc1靖一民的散文靖一民,山东临沭人。自1982年开始发表作品,先后在《人民日报》、《文艺报》、《雨花》、《中华日报》(台湾)等海内外报刊上发表文学作品近千篇。已出版《歌与人生》、《说给风听》、《黑色的爱》、《情依风中》、《月难圆》、《夜雨秋灯》等13部著作。原临沂市作家协会主席、《今日晨刊》报、《东方青年》杂志主编等职,现为山东省文联委员、山东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供职于临沂日报报业集团。为全国第七次文代会代表。曾获得“山东省刘勰文艺评论奖”、第五届泰山文艺奖、临沂市首届沂蒙文艺奖等重要奖项,2006年被评为“山东省优秀编辑”,并被山东省文联授予“山东省德艺双馨中青年文艺家”称号。悲情母亲一人们在描写母亲时,总喜欢把“善良”、“慈祥”、“无私奉献”等美好的标签都贴到自己母亲的身上。而我却是个不孝之子,不愿那样恭维自己的母亲。尽管我是眼含热泪写这篇文章的,可这泪水里的成分是复杂的,有感恩,也有怨恨和无奈。母亲是21岁时怀上了我,那时父亲在郯城县工作,因为挤不出时间照顾母亲,就把她送到距郯城近百里远的娘家,想让她在那里坐月子,由我姥姥照顾我们母子。谁知,母亲怀我足月后,我仍不肯出生。姥姥害怕2我会出事,不好向父亲交待,就按照当地的风俗,让母亲抱着积块(过去垒墙用的土坯)往水井里丢,说那样做可以使孕妇生得快。母亲去水井前丢了几次积块,果然顺利地产下了我。后来母亲告诉我,我出生时,天降暴雨,姥姥却冒着大雨跑到院子里,跪在地上一个劲儿地给老天爷磕头,感谢上天的保佑,让我得以平安降生。然而,“老天爷”却没赐给我平坦的人生之路。我满月之后,母亲抱着我,步行走到郯城,去见我的父亲。可那时父亲已被错划为“右派”,每月只发给极少的生活费,已无力养活我们母子。当父亲第一次抱着我时,他叹着气对母亲说:“我的政治厄运会影响孩子的,为了他的将来,你们母子必须远离我,与我断绝关系!”母亲没有文化,她弄不清政治上的那些是是非非,更不懂什么是“右派”,但她知道父亲既然被强迫劳动改造,就一定是犯了大错误。所以,她很爽快地与父亲办理了离婚手续,抱着我回了老家,去了我爷爷家。我爷爷有五儿两女,他最疼爱的还是我的父亲,所以一直把母亲当女儿对待。母亲虽然已与父亲离了婚,但爷爷仍然把她当作家里最亲的人,安慰母亲说:“我的儿子什么样我知道,他被打成‘右派’,一定是弄错了,组织上会很快给他平反的。你们娘俩尽管在我这里住着,等他的日子好过了,会来接你们母子的!”母亲与许多没有文化的乡村女性一样,目光很短浅,她总是感觉既然与父亲离婚了,就不应再在爷爷家居住。况且,那时母亲认为父亲已被划3为“右派”,不会有出头之日了。所以,她在爷爷家住了几天,仍然坚持要抱着我回娘家。爷爷挽留不住她,只好给母亲和我各做了一身新衣服,同意她暂且回娘家住一些日子。爷爷居住的村庄,与姥姥家隔着一条沭河。爷爷住在河东岸的柳庄,姥姥住在河西岸的禹屋村。可就是这条并不宽阔的沭河,隔断了母亲与靖家的亲情。母亲抱着我离开柳庄后,她再也没有回过柳庄。母亲带着我在姥姥家住了一段时间后,我的舅舅和妗子就不乐意了,嫁出去的闺女泼出的水,离了婚也不能回娘家长住。何况,还带着一个吃奶的孩子,地里的农活也帮不上忙。舅舅是位很精明的农民,他不公开撵母亲,而是四处托人给母亲说媒,想尽快把母亲再嫁出去。终于,在我刚会走的时候,母亲带着我改嫁到另一个村庄,那个让我喊“爹”的男人是地主身份,曾娶过一个媳妇,还没生育就被他打跑了。母亲听说他成份不好,还爱打媳妇,并不想嫁给他。可当时母亲已看够了舅舅和妗子的白眼,想尽快离开娘家,也就勉强同意了这门亲事。从此,我和母亲就走入了苦难的深渊之中!那个男人虽然是地主成份,但我母亲嫁给他时,他已穷得家徒四壁,连地瓜干煎饼也吃不起。母亲是怎样与继父苦熬岁月的,由于我那时年龄尚小,还没有记忆。但我隐约记得,到我五岁时,在寒冷的冬天里都没穿过棉鞋(或者说根本就没有鞋穿),风雪中仍赤着脚在雪地里行走。生活贫穷还可以忍受,最让母亲感到痛苦的是继父经常打她,而且每次都是往死里打。特别是当母亲为他生下一个女儿后,重男轻女的继父更是不把母4亲当人待,因为一点小事不如意,都会把母亲打得死去活来,任凭母亲呼天号地,他不打够了是不会住手的。当然,每次打母亲时,只要我敢护着母亲,他也会毫不留情地打我一顿。母亲知道,我在这个家里是活不下去的,不被饿死,也会被打死的。她思来想去,还是决定捎信给我父亲,让父亲把我接走,尽管父亲也很艰难,但总比她的日子好过。记得,那是深秋的一天上午,母亲正坐在床沿上用地瓜面饼子喂她的女儿,我则坐在饭桌前吃田螺,突然有一位身材魁梧的陌生男人走进了屋,他就是我的父亲。父亲进屋后,递给我一包饼干。那是我第一次吃饼干,感觉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所以吃得很香。父亲和蔼地笑着对我说:“我是你爸爸,你跟着我,爸爸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