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想象与香港记忆.doc

香港想象与香港记忆.doc1香港想象与香港记忆前言张清华1840年以前的香港还不能算是一个城市,在一场失败的硝烟和一个屈辱协定――《中英南京条约》之后,它才开始了“被城市”的历史,从一个小渔港一步步变成了一个灯红酒绿人头攒动的大都市。这个过程与近代以来中国沿海地区大多数城市的经历是一样的,没有殖民与侵略的历史便没有这些城市。但这并不意味着说外国人是这些城市的创造者。1980年代激进的青年人的看法未免太简单化了。中国的近代化与现代化,客观上当然是由西方殖民主义者带来的,但这好比被强暴的妇女生下了无辜而同样可爱的孩子,是不能以客观的结果来判断事情的属性的。早先殖民主义者的初衷,并不是要带给我们现代化的未来,而是为了他们自己对市场的贪欲与需求。所以还是早年身居台湾的余光中先生比较辩证,他曾说,现代文明的问题对于西方人来说,意味着机器声压倒了教堂的钟声;而对于中国人来说,则还意味着一种民族的屈辱。所以某种意义上,香港之成为香港,与中国内地别的城市既有相同的地方,同时又不可完全同日而语,这就像今天的香港人在身份认同上总是有着独特的纠结一样,香港有独特的文化与心理,有复杂的内部结构与文2化地理属性。这是它一向被视为“文化沙漠”,同时又有无数人对它的生活方式趋之若鹜的原因。在大量的影视作品中,这是一个盛产武打片、警匪大战片、趣味粗蛮而低下的喜剧搞笑片的文化工厂,同时也是一个黑老大与警察沆瀣一气制造流血冲突的不安定社会的同义语。在视觉上,它也是摩天大楼与贫民窟交相错落着,灯红酒绿的消费场所与里弄街巷的平民生活相混合着。总之,对于大陆人来说,也有一个“想象着的香港”,一个让人艳羡让人爱,叫人惧怕叫人恨的香港。作为政治与地理意义上的香港是如此复杂,1997年以前,它是英国人统治下的被称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的国际化的自由港,经济实力一度超过东南亚许多国家;同时也是大陆在五六十年代相对封闭时期的一个对外窗口,转口贸易的主要通道。然而,随着英国人的离开,中国内地经济的迅速崛起,香港的地位也在迅速发生变化。尽管经济总量依然可观,但在整个中国、亚洲乃至世界贸易中的地位却再也难继昔日的辉煌。这也是近些年来香港社会与政治越来越显示出新的矛盾与问题的一个深层原因。自然,这些都与香港的文学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是我们理解香港的一些背景。因为这样一些复杂的原因,香港的文学叙述无疑会更为驳杂和丰富。“文学中的香港叙事”,几乎庞大到让人无处置喙。追溯源头,人们通常认为香港旧文学是从十九世纪晚期的《循环日报》以及二十世纪之初的《中国日报》《世界公益报》等报纸副刊的开辟算起的。那时香港文学基本上由内地迁来,以消遣性的“鸳鸯蝴蝶派”作品为主。新文化运动以3后很长一段时间,统治香港文坛的仍是这些作品。直至北伐胜利后,国内新文学运动的气候才渐次影响到香港。1927年2月18日,鲁迅终于来到了这片土地――以中山大学文学系主任的身份,应香港基督教青年会之邀访港并作了题为《无声的中国》的演讲。他的到来对香港文坛产生了强烈震撼,随后《伴侣》《铁马》《红豆》等一批新文学期刊问世,一批新作家如黄天石、黄谷柳等走上了文坛。抗战爆发后,大批文化人南下香港,郭沫若、郁达夫、夏衍、胡风、茅盾、戴望舒、许地山、萧红、曹聚仁等都曾在此寄寓或滞留,甚至茅盾的《腐蚀》、萧红的《呼兰河传》、许地山的《玉官》等作品,都是问世于香港。作为“文化沙漠”的香港自此一改前颜。但归根结底,这时期真正具有香港本土文化气质的作品其实并不多,作为城市故事的元素还很稀薄。1950年以后,随着大陆新政权的建立,香港与内地在意识形态上的分野,致使整个文坛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本土意识开始逐渐凸显,具有市民意味和消费倾向的文学开始崭露头角。到60年代,受外来和台湾文学的影响,现代派文学开始崛起。在此背景下出现了刘以鬯的长篇小说《酒徒》、徐?的长篇小说《光》、纪弦的诗歌《行过的生》等有影响的作品。稍后,更带有市民趣味与消费功能的“新武侠小说”渐次兴起,金庸的《书剑恩仇录》《鹿鼎记》,梁羽生的《白发魔女》《七剑下天山》等引发了港内外的武侠热。整个70年代,由于经济的迅速发展,香港文学更趋类型化,一方面是言情、诡异、财经、科幻、武侠等消费性文学竞相登场,另一方面纯文学也再度焕发了生命力,在小说领域有陶然、白洛、施叔青、钟晓阳等活跃的作家,在诗歌领域则有也斯、羁魂、西西、犁青、傅天虹等重4要的诗人。在散文方面,以余光中、思果、梁锡华、黄维梁、也斯、黄国彬、董桥等为代表的学者散文更是盛极一时。香港文学因之呈现了繁荣景象。1980年代之后,随着香港回归步伐的临近,香港人的政治与文化敏感明显增强,关于城市与人的生存处境、关于本土的历史、文化身份以及小说形式的探索,都有变化,所谓“香港叙事”的意识也就有了增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女作家施叔青的“香港三部曲”――《她名叫蝴蝶》《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