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江汉平原粮食市场.doc

民原的粮食市场陈风波[1](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广州,510642)作者投稿摘要:本文从粮商及粮商组织、粮食加工和运输、粮食价格、粮食集散和粮食存储几个方面反映了民原粮食市场的基本情况。研究结论表明,民原存在着大量的农村基层市场、少量的中间中转市场和几个中心市场,粮食贸易将这些不同层次的市场联系在一起,区域性市场之间的明显关联性表明这个地区当时存在着完整的粮食贸易体系,但由于自然灾害和战争的影响,这个粮食贸易体系是脆弱的。关键词:民原是中原有大量剩余粮食供应其他地区,“湖广熟,天下足”的谚语得以广为流传,在全国粮食生产和供应中占有重要地位(张建民,1987b)。但这种情形在清末和民国时期并没有得到持续,主要原因是这个地区人口的大量增长以及对河流湖泊过渡围垦导致的频繁自然灾害降低了这个地区的粮食生产水平(张建民,1987a;张家炎,1991,1996,2005)。1934年,《汉口商业月刊》载文分析:“湖北省内产米之区,遍于各地,……,本省人民对于大米之消费量,亦颇巨大,故实际上每年尚须另由外省输入大宗之米粮,以补济湖北省内2700万人民之需求”[2]。粮食特别是稻米的生产和贸易一直以来在江汉平原农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学者对江汉平原农村经济发展历程的研究大多集在民原的市镇发展的研究(杨果,1998;杨果,陈曦,2000);对明清时期的江汉平原的城镇发展状况的研究(王蕾,2000);从人口与生态变化之间的关系探讨明清时期江汉平原农村经济发展的兴衰过程(张建民,1987a,1987b;张家炎,1991,1996,2005);对清代江汉平原普通农户收入状况分析(闫富东,1999);罗威廉(2005)通过对明清时期的汉口的研究中也大量涉及到江汉平原经济的发展。可以说,现今对民原农村经济发展状况的研究还非常之少,对民国时期的粮食市场的研究更是很少涉及。本文主要目的在于通过当时江汉平原的粮食贸易来了解当时的粮食市场的结构、集散、销售、价格及相关费用情况,从而展现民原粮食市场的基本状况,并在此基础上做一定的分析和评论。本文所采用的数据主要来源于两部分:第一个部分是湖北省民国政府于民国26年(1937年)和27年(1938年)对江汉平原几个产粮大县粮食市场的调查报告,简称“江汉平原民国粮食市场调查报告数据”[3]。现存调查报告有4份,其中包括沙市、草市和江陵县粮食概况的调查报告[4],荆门县的县城、十廻桥、十里铺、刘候集和沙洋粮食市场概况调查报告[5],蒲圻县和嘉鱼县粮食市场概况调查报告[6],这些调查点基本上都分部在江汉平原上;第二部分是湖北省民国政府于民国24年(1935年)对湖北省各县粮食调查的数据,具体调查时间在1935年1月到10月之间,这里简称“湖北民国粮食调查数据”[7],本文选取的主要是地处江汉平原的县市[8]。[1]作者简介:陈风波,男,湖北天门人,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师,管理学博士,研究方向为农村发展和农户经济。电子邮件:chfengbo@,电话:020-88343890。[2]: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P77[3]调查报告一般分为主要粮食情况、集散概况和粮商调查三个部分,其中主要粮食情况介绍各个时期上市粮食的种类,集散概况分为粮食销售一般情况、粮食来源及销路、运输情形等三部分,而粮商调查则包括粮商数量及其经营能力、粮食买卖佣金及其相关费用、粮商的团体组织和与粮食买卖相关的度量衡种类等。TP[4]PT沙市、草市和江陵粮食概况调查报告(民国26年10月),湖北省档案馆,全宗号:LS24-1-732-2TP[5]PT荆门县各粮食市场概况调查报告(民国26年10月),湖北省档案馆,全宗号:LS24-1-732-1TP[6]PT嘉鱼县粮食商店调查报告(民国26年),蒲圻县粮食商店及其他调查报告,湖北档案馆,全宗号:LS24-1-732-1。[7]调查内容主要是各县民国23年(1934年)的耕地人口状况、粮食收成情况、灾害发生情况、农户粮食消费情况以及各县各种粮食余缺情况,其中对民国19-23年(1930-1934年)之间湖北各县的粮食收成情况和民国23年各县全年各月各种农产品的市场价格变动情况进行了相对全面的反映。资料来源:粮食调查表(一)(二),湖北省档案馆,全宗号:LS24-1-732-1,LS24-1-732-2[8]现存数据包括了当时湖北省的55个县,本文选取当时处在江汉平原的22个县进行分析,这22个县分别是安陆、当阳、鄂城、公安、黄梅、嘉鱼、监利、江陵、荆门、京山、蒲圻、潜江、石首、松滋、天门、武昌、孝感、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