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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讲　曹禺与现代话剧艺术的成熟
第一节　生平与创作
（一）、生平
　　1910 — 1996本名万家宝，字小石。祖籍湖北潜江，出生于天津一个官僚家庭。
　　“”是1926年发表小说时初次使用的笔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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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作品的取材角度：家色
最大的艺术特色是：以接近西方自然主义戏剧主张的“用片断的方法”、“人生的零碎”的描写方法作为结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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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雷雨》到《日出》等，从家庭生活场景推进到社会的各个方面
1、思想主题和艺术结构的调整
2、“个性解放” 问题的提出
3、与农村题材浪潮的衔接和偏离
4、对命运的无望抗争
5、象征主义与表现主义相结合的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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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原野》的创作背景
1936年8月,曹禺应国立戏剧专科学校校长余上沅之邀，前往南京该校任教，教授《剧作》和《西洋戏剧》等课程。在南京任教期间，曹禺住在第一模范监狱附近。犯人服劳役的景象,勾起他童年的记忆:宣化府"大堂"看军法官严刑拷问"土匪"；听奶妈讲血泪身世和铤而走险的农民故事。于是曹禺开始构思和创作《原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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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原野》的主要内容
连长出身的焦阎王回乡后，勾结绑匪，活埋了仇虎之父，把其妹卖与娼门，又诬仇虎是土匪，关进大狱，夺了仇家的土地。8年后，仇虎越狱回来,欲报两代冤仇，却得知仇人焦阎王已死，而曾经"许给了"他的姑娘金子，也被焦阎王生前"押来"做了儿子焦大星的媳妇。大星与仇虎自幼就是好友，对焦阎王的罪恶一无所知，这次见到仇虎仍待之如兄如友。但是仇虎两代冤仇难以泯灭，经过内心激烈冲突，终于在"父仇子报"、"父债子还"的观念支配下，杀死了大星，使大星之子小黑子误死在欲杀仇虎的焦母之手。大星父子之死，使仇虎内心情与理的冲突达于沸点，陷于迷惘、惶惑、半疯狂之中，在携金子外逃时，迷路于"黑林子"，被侦辑队包围，不屈自杀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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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禺用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等手法，表现了这个传奇故事。他没有更多地描写农村生活和斗争的现实，而是借鉴了传统戏曲有戏的地方大力渲染，无戏一笔带过的手法，集中刻画了仇虎复仇前后的心理活动，把历史与现实、幻觉与真实结合在一起，写情，写戏，把人的生活伸延到鬼的世界，以揭示天上、地下、阳世、阴曹都没有"公道"和"天理"。
　戏剧重在展现封建宗法伦理观念与人性的神经之间的对立在仇虎内心的冲突。
　《原野》中的人物造型、民俗风情、服饰色彩、都深受民间传说和戏曲的影响，鲜明，浓烈。
　表现主义创作手法：精神、欲望、幻想、潜意识等主观感觉的戏剧化。
作品渲染仇虎内心的恐惧与内心的谴责，带有浓厚的神秘色彩。如他逃进森林时，产生的种种幻觉和内心的恐惧。现代主义手法，如森林的阴森。
受《麦克白》《琼斯皇》的影响。
③《原野》的艺术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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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阶段剧作的特点
从《雷雨》到《原野》是曹禺创作的第一阶段；其总的特点是紧张激烈的戏剧冲突和曲折跌宕的戏剧情节，事件非生 活中常有（戏剧化的戏剧） ，表现了其“熟悉生活，但不写身边琐事；善于构思，但不墨守陈规”的思想。
三部作品都是悲剧，但结构方式和风格特点各不相同。《雷雨》以情节结构的曲折复杂取胜；《日出》以日常生活场景的深刻展现见长；《原野》以象征手法和传奇色彩运用的别开生面取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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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二个阶段：抗战后
从《全民总动员》到《桥》是曹禺创作的第二阶段。与上一阶段相比，现实性明显加强。全民总动员》、《蜕变》和《桥》都直接以抗战的现实为题材，并塑近了具有高尚品质的正面人物形象(作家自已后来说．《蜕变》中的梁专员和丁大夫是根据共产党人的事迹和白求思大夫的精神写成的)。《北京人》在题材也是作家关注民族命运的结果，它不仅保持了作家创作思想相艺术个性的内在一致性，还代表着20世纪40年代中国文学发展的一个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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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的挽歌——《北京人》
《北京人》写于1941年，它深刻地揭露了封建制度的腐朽衰败，也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规律。他再一次回到自己所熟悉的旧家庭的题材，对封建主义作了抽筋剔骨的批判。假如说《雷雨》侧重于伦理道德关系的批判，《北京人》则企图对整个封建文化传统作清算。曾家是衰弱的封建社会的缩影，曾经有过的诗书礼仪的鼎盛时代已经过去，如今各种要帐的逼上门来，它的世家儿孙精神上更趋于颓败——家长曾皓生活中唯一的“快慰”就是一遍遍油漆为自己准备的棺材，这正是一个封建僵尸的象征，曾文清这位天资聪敏心地善良的封建士大夫，精神上已完全瘫痪，成了徒有“生命空壳”的“多余人”。也有精明干练而又虚伪狡诈的大奶奶思懿，更有自幼寄人篱下、逆来顺受的孤女愫芳，作者展现了他们在那样一个人吃人的封建礼教下扭曲的生活着的各自命运，是一部高水平的作品。全剧描写一个旧中国封建大家庭如何从过去的“家运旺盛”的时代，逐步走向衰落直至最后彻底崩溃的过程。在这个封建家庭内部，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