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反转新闻形成的再思考.doc

对反转新闻形成的再思考
　　摘 要 新媒体时代的到来在给人们带来无尽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后真相时代。人们常感叹我们生活在后真相时代里，其报道的新闻事件不断被反转，曾经被遭受言语攻击的唾骂对象，转而成为人们关心同情的主体，在分析在该新闻事件的前期报道与评论中，不论是媒体报道者还是公众都先将事件预知，以碎片化的信息为基础，以民警出据的“证明”为线索进行大量的前期片面报道，主观臆断地先将事件进行想象，将事件中的顾客判定为有意为之的刁钻者，而快递员的形象令人心生怜惜，使得公众为其伸张正义，由此便为该事件后来的反转埋下伏笔。
　　为什么我们常使用刻板印象来认知事物？李普曼在《舆论》中这样解释：“出于节约成本的考量，由于我们要从头开始并体察入微地认识所有事物，却又由于精力不济而无法将其归入各种类型。”[2]在该事件中，新闻工作者以对顾客存有的刻板印象来报道该事件，从一定程度上出于追求节约成本、节约精力，因为在媒体融合的新媒体时代中，各媒体单位间竞争压力不断增大，对新闻事件报道的时效性要求不断增强，而每日海量的稿件处理，加之新闻报道的时效性与真实客观性之间的相互制约因素等，导致新闻工作者在进行新闻报道时先行使用“节约成本、节约精力”的认知路径思考问题，致使真相往往埋藏于无形之中。
　　3 媒介技术对反转新闻的影响
　　麦克卢汉曾将人类口语媒介传播时代称为“部落化时代”。由于口语媒介产生了部落化的社会形态，依靠人体发声器官传递信息的口语传播范围很小，人们形成面对面的亲密社群，所以被称为“得乐园时代”。在文字和印刷媒介传播时代中，由于许多拼音文字能指与所指间缺乏紧密联系，因此拼音文字培养了人类理性的思维方式。不仅如此，字母表还导致了西方的集体主义转向个人主义，因为原有的以集体单位进行的演讲、讨论、问答等活动逐渐被个人静默的阅读所替代。印刷媒介还萌发了现代的民族，因为印刷媒介使得地缘上缺乏直接联系的人群结合在一起，由此产生共同的文化与价值观。由字母表和印刷媒介塑造的理性、个人、民族化的文化，被麦克卢汉称为“脱部落化时代”。在电子媒介传播时代，电子传播的使得信息、文化、价值观等更加便捷地交流传递，由于人类重新成为一个整体——“地球村”，所以这一时代被麦克卢汉称为是“重返部落化时代”。
　　由此可见，麦克卢汉认为，在不同媒介传播时代中媒介形态的作用大于具体的信息内容，媒介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往往决定着某些思想、价值观念的出现或转变，也决定着社会发展的进步与否。这一观点也就是麦克卢汉曾提出的“媒介即讯息”概念，他认为：“‘太阳下面无新事’，我们传播的内容，只是在重复着千百年前人们已经说过的东西，而真正不同的，是我们所使用的媒介。”
　　在“一个芒果引发的下跪”事件中，公众主要使用智能手机、电脑等新媒体媒介对该事件前期部分进行片面、主观的自由评论，诸如：“顾客是上帝，害死很多人。”“投诉是您的权利，但不是您为难人民的工具”等评论促使事件发生反转（由于网络中对张某骂倒一片，迫使张某出面陈述事件原委及细节）。同样的，在2018年10月28日发生的“重庆公交车坠江”事件中，由于公众使用手机媒介对事件进行片面报道，引发大量转载，扰乱公众认知，同样致使事件产生巨大反转。公众利用智能手机、电脑等媒介，在不受时间、地点等外在因素条件限制下进行的自主生成内容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