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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尽管“富民”问题在将来5年乃至更长一段时间内特别重要,但终归不是事物的全部,不能代替其他问题的解决。正如本文开头所说,在官方看来,“十二五”须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产业结构、城乡结构和区域结构等诸种结构构成的结构难题。结构问题在中国来说不是一个新问题,但“十二五”规划还是把它列为必需优先解决的头等大事,这说明,结构问题对中国经济和社会的造成的危害不能再持续下去。现在的状况是,虽然高层已经意识到了问题的严峻性,但要解决起来相当困难,否则,它也不会积累到今日这个程度。中国经济结构的失衡很大程度上是由政府的不当干预造成的。众所周知,中国经济的增长方式是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增长方式,该增长方式的特点是,以追求GDP为主要目标,以扩大投资规模为主要任务,以重化工业项目和热衷批租土地为主要途径,以行政推动和行政干预为主要手段。
在这样一种增长方式下,经济越是高速发展,政府特殊是地方政府获利就越大。缘由很简洁,政府驾驭着切蛋糕的刀,他当然会把最大的一块留给自己。而利益一旦累积,要变更起来就特别难。这也是调整结构和变更经济增长方式喊了多少年却始终进展不大的根源。不但如此,当遇到外部的危机时,就像本次金融危机一样,为了保增长,还会进一步强化结构失衡和政府对经济增长方式的主导。
所以,我们要转变增长方式,推动各种结构调整,关键在于变革政府的治理方式。政府若不放弃对经济增长方式的主导权,不将自身对经济运行的干预建立在市场基础上,要转变发展方式只能是一句空话。
但在政府成为市场最大获利群体的状况下,要政府放弃自身利益,主动改革,谈何简单?这个时候,就须要靠非政府的外部力气去促使政府变革。外部的力气可以通过立法等手段对行政权力进行修正性、补充性的约束和重新界定,或者以严格的程序防止行政权力的过度运用,或者通过加强社会对行政权力的监督,从而迫使政府做到:
(一)转变和缩减政府的行政职能,限制行政权力;
(二)规范行政行为,限制行政权;
(三)加强社会自治,将一部分行政权转化为社会的权力,使公民参加到国家事务的管理和监督。以此建立起政府的公共治理结构。
应当说,在目前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博弈成为基本现实的背景下,依靠包括经济主体的市场力气在内的广泛的社会组织和社会力气,促进政府变革,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而且已越来越大。总之,要削减政府对经济的不当干预,须使政府形成一个稳定和完善的权力运作机制和框架。当政府用一种比较规范的方式来行使公权力时,经济主体自会在市场的作用下,自然完成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增长方式的转型,而无须政府劳神费劲。就此而言,“十二五”规划的目标和任务能否如期完成,取决于政府变革的程度。
提经济,谋发展,强盛乃治国之所求。
促民生,保和谐,富民乃强国之根本。
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确定了过去的五年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取得了比较突出的成果,在前者的奠基之下确定了将来五年的发展方向,也就是“十二五规划”。目前,我们所面临的第十二个五年规划,工作已经开启,而作为统领将来5年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总体规划,我认为,“十二五”规划应明确提出“富民”的目标和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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