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录1.doc

据《水经注》所记:建章宫周二十余里,千门万户。其东凤阙高七丈五尺,中有神明台,井干楼,咸高五十余丈。北有太液池,池中有渐台,高三十余丈。南有壁门三层,高三十余丈,中殿十二间,阶陛咸以玉为之。铸铜凤五丈,饰以黄金,楼屋上椽首薄似玉壁,因曰璧门。
------摘自《中国建筑装饰艺术文化源流》沈福熙,沈鸿明著---P18 第二段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
金属,隋代至初唐时期的金属工艺,以细腻中见高雅为特点。金银器讲究艺术和技术的统一。由于当时统治阶级重金银以示高贵,所以金银工艺始风靡。金银器中有碗、盘、碟、杯、壶、盒、罐、灯、首饰、宝塔等,其形式大量吸收瓷器造型,如莲花形碗,花式盘等,造型端庄大方,精巧生动。另外,当时铜镜也很流行,唐代铜镜的制作工艺精巧,纹饰富丽多样,镜面光洁平整。唐镜种类较多。除一般的照面镜外,还有方丈镜,照面镜,道具镜,魔镜,葵花镜,带柄手镜等。镜背有各式各样的图案,精细而美观。
漆器,留存至今的实物较少,但文献资料有所记述,如《漆书》中说:“隋炀帝曾于流杯殿上作九曲漆渠,和宫人们作曲水流觞之饮。”足见当时漆器的精美和种类的多样。隋至唐初的漆器工艺有金银平脱(将金银压成箔,制成人物花鸟等纹样,在木器上涂漆粘合),螺钿(钿片镶嵌在深色漆面上),雕漆等种。
------摘自《中国建筑装饰艺术文化源流》沈福熙,沈鸿明著
---P29 第一、二段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
,三层方形折角须弥座,上为覆莲座和承托塔身的环带形金刚圈,华盖周围悬挂36个铜质透雕流苏和风铃,华盖上有高约5m的铜质塔形宝顶。此塔被称为世界八塔之一,是喇嘛塔之最大者,也是我国现存最古的喇嘛塔了。元代至元十六年(1279),在塔前建大圣万安寺,明代天顺年间改为妙应寺。
------摘自《中国建筑装饰艺术文化源流》沈福熙,沈鸿明著
---P48 第七段湖北教育出版社
建筑彩画的材料:
赭石:又名土朱,用赤铁矿磨成。
铜绿:把黄铜制成薄片,浸入醋中,一夜后再放在糠内熏烤即生铜绿。
------摘自《中国建筑装饰艺术文化源流》沈福熙,沈鸿明著
---P67 第六段湖北教育出版社
新石器时代晚期,在若干遗址中发现了少量红铜和黄铜的制品,如河北唐山市大城山遗址即出土红铜穿孔小铃二件,肃武威市皇娘娘台遗址出土红铜刀及铜锥。临夏县魏家台子遗址出土骨柄铜刃刀。永靖县秦魏家遗址出土红铜锥、斧、环及饰片等;大河庄遗址出土红铜器残片。山东胶县三里河遗址出土黄铜锥等。这是一个重要的迹象,表明在以后的社会生产和生活中将出现巨大的变化。同时也表明古史传说中蚩尤“以金作兵”(《世本》)和“夏铸九鼎
”(《史记》)都是有一定可信性的记载。通过金相鉴定,某些器物已由青铜制造;而某些红铜器物,又出土于较晚的地层中,因此我国原始社会是否已使用青铜,以及已报导的上述铜器是否都属于原始社会以,还是一个有相当争议的学术问题。由于出土铜器总的数量并不很多,从而这些问题的解决,还有待于更多的证据。
-----------《中国古代建筑史》刘叙杰主编
原始社会、夏、商、周、秦、汉建筑
第一卷
---------P19 第三段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3
值得注意的,是商代已出现了由铜与铁合制的器物。1972年11月于河北藁城台西之商代中期遗址与1977年北京平谷县商代中期墓葬,以及山西省灵石县商代晚期墓葬中,都发现了带铁刃之青铜钺,皆是证据昭然之实物。而在我国古代文献中,亦曾有所披露,如《诗经·公刘》载:“笃公刘,于豳斯馆,涉渭为乱,取厉取锻”。按公刘时所在之周族,尚为商人之附属。文中之“锻”,即“锻打”之意,而一般青铜器无需作此项加工。且迄今为止所见之商代青铜实物,均未有经此工序者。帮上述载录,必有所本。校之前列实物,则其义甚明矣。
-----------《中国古代建筑史》刘叙杰主编
原始社会、夏、商、周、秦、汉建筑
第一卷
---------P11 第一段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殷墟宫殿已有较明显之中轴线,这在乙区与丙区组的建筑组合中可以看到。此时的定位也较精确,其宫室无论朝向南北或东西,都很接近磁针正方向。此外,在北区的甲十一基址中,其东侧一列残存的二十五个柱础石上,发现十一外使用了铜质的柱锧。它的作用有二:(1)柱底取平,使柱上荷载能平稳的传给础石。(2)隔绝土中水份,使水不致由柱底经木材内之毛细管上升,从而导致木材内部潮湿与腐烂。由此可知此时所使用的锧,除了不定形的普通铜片以外,还特制了厚约10厘米、直径10~30厘米的特制铜锧。就其上表面微凸和底面稍凹,以便安放木柱和垫置础石的情况来看,匠师们对建筑中一些局部问题的考虑,已经相当细致和深入了
-----------《中国古代建筑史》刘叙杰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