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西文化圈的形成及其代表人物略述.doc

河西文化圈的形成及其代表人物略述从战国到秦,活动在河西地区的主要是月氏、塞种胡和乌孙等族。在这些种族中,以月氏最为强大。塞种“本允姓之戎,世居敦煌,为月氏迫逐,遂往葱岭南奔。”[1] 所以到了秦汉之际,活动在敦煌与河西其他地区的则主要是月氏和乌孙了。西汉初年,匈奴赶走了月氏、乌孙,占据了河西。匈奴不仅在占领区征收赋税,还严重地破坏和阻碍中西交通;并与羌人连结, 威胁着汉朝的安全。面对这种情况,汉高祖刘邦曾经出兵抗击,但是不幸失败,被围于平城(今大同市东),后用陈平之计才得以脱身。此后,双方签订了和亲盟约。匈奴通过和亲,每年从汉朝获得大量的絮、缯、酒、米等衣食。但是匈奴仍不断地派兵南下,骚扰汉朝边境,杀戮吏民,虏掠人口。汉朝初建,无力反击,只有忍让。在西汉建国的六七十年间,匈奴势力变得更加强大,史称其有“控弦之士三十余万”[2] 。匈奴贵族为了满足其贪欲,对汉朝的边境侵扰日甚。在公元前 201 年至公元前 133 年间,匈奴骑兵连年南下,虏掠人畜,劫夺财物,践踏庄稼,汉朝北方广大地区受到严重危胁。在此数十年中,西汉王朝经过长期的休养生息,特别是经过“文景之治”后,国势变得十分强盛。到公元前 140 年,汉武帝刘彻登上皇位时,对匈奴反击的条件已经成熟。于是汉王朝制定了以武力防御和抗击匈奴的方针。建元二年(前 138 ),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前去寻找被匈奴迫逐西迁的大月氏、乌孙等民族,以联合他们共同抗击匈奴。张骞在中途两次被匈奴扣留达十一年之久, 于元朔三年(前 126 )方才还归长安。这此出使,并没有达到原来的目的,但对西域的地理物产、风土人情却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 坚定了汉武帝以武力抗击的决心。于是他任命卫青和霍去病为大将,发动了三次大规模的战役:公元前 127 年的河南(河套以南) 之战,前 121 年的河西之战和前 119 年的漠北之战。河西之战主要是由青年将领霍去病领导进行的。据记载,元狩二年春,霍去病“将万骑出陇西”,西行过焉支山,深入匈奴地千有余里,大破匈奴,斩获甚多。同年夏,汉王朝乘胜出击,再次进军河西。这次,霍去病从北地出发,至居延,然后南下打到祁连山, 俘、斩匈奴三万多人,并“得单于单桓、酋涂王,及相国、都尉以众降下者二千五百人。”[3] 这年秋, “匈奴昆邪王杀休屠王,并将其众合四万余人来降,置五属国以处之。”[4] 从此,河西走廊正式归入了汉朝的版图。河西归汉后,汉王朝便采取了一系列政治、军事和经济措施进一步开发河西。元狩二年河西之战结束后,汉王朝即以匈奴之地为武威、酒泉郡,元鼎六年,又分武威、酒泉地置张掖、敦煌郡。至此,历史上有名的“河西四郡”完全建立起来,使河西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为了防御匈奴的侵扰,保障河西地区的安全,汉王朝又在敦煌以西设立了玉门关和阳关,以扼守西域进入河西、中原的大门。同时,还将秦长城向西延伸,修筑了从令居(今永登县)到敦煌,一直延伸到盐泽(今罗布泊)的长城。并在长城沿线按一定距离修筑烽燧亭障,由侯官、侯长和都尉等率戍卒把守。这样就形成了严密的军事防御体系,为保卫河西地区居民的正常生活和“丝绸之路”上往来使者、商贾的安全发挥了重大的作用。由于西汉王朝对河西走廊的牢固占有,原住匈奴诸族的迁徙, 河西地区一时变得人烟稀少。为了巩固对河西走廊的统治,汉武帝采取了移民实边的政策,将关东贫民或罪犯迁来进行屯田和垦荒。徙民措施的直接结果便是河西地区人口大增。据《汉书· 地理志》记载,到西汉平帝时,河西四郡共有 71270 户, 28 万多人[5] 。这些大量迁入的徙民和戍卒为农业生产提供了必需的劳动力, 再加上河西走廊广袤肥沃的土地和祁连山丰富的冰川融水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还有中原地区先进农耕技术随着移民的传入,使河西农业生产飞速地发展了起来,在不长的时间内就不仅保证了移民和驻军生活的需用,而且在中原地区发生饥荒和灾难时,还能调拨出大量的粮食支援中原灾区,使河西地区成为我国古代历史上有名的商品粮基地。居延汉简的有关简文即生动地为我们说明了这一点。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了唐代。《太平广记》说: “河州敦煌道, 岁屯田,实边食,余粟转输灵州,漕下黄河,入太原仓,备关中凶年。关中粟麦藏于百姓。天子幸五岳,从官千乘万骑,不食于民。”唐代晚期,张议潮驱逐吐蕃在河西的统治,归义军治下的农业生产有了更大的发展。敦煌文书中就有“荷锸如云”,“家家都有十硙水, 男耕女织不相失”的记载。唐僖宗时,中原发生饥荒,河西归义军节度使张淮深还将大量的储粮运往中原,供给中原王朝,助其渡过难关。[6] 移民不仅为河西地区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带来了中原地区先进的农业技术,促进了河西地区农业经济的发展,而且也带来了中原发达的汉文化。汉时,许多朝廷命官,如戾太子事件中受到牵连的许多官员就被流放到河西地区。这些人大多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