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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解开的“生命枷锁”
作者:倪思然


摘 要:张爱玲的小说名作《金锁记》在人性沦灭的悲剧叙事结构之中,蕴蓄了十分丰富而驳杂的思想、文化意蕴。作为张爱玲匠心独运劈杀了几个人,没死的也送了半条命。”c文本中人性价值毁灭的整个过程,恰恰充分彰显了《金锁记》深邃的悲剧性主题。

二、悲剧蕴藏的丰富意蕴

《金锁记》之所以具有较为显要的文学史地位,除了悲剧性主题的精彩呈现之外,另一关键的因素还在于它发人深思的思想意蕴。根据夏志清的观点,《金锁记》的“道德意义”极为深刻,而这点说明该作品与西方的现代主义小说有着更多的联系。而笔者认为,于此学术意义上进而言之,《金锁记》堪称西方小说创作思潮与中华美学传统交汇的产物。而该作品与我国近现代其他中篇小说名作相比,其过人之处正在于它将主人公置于一种极端的无望处境里,有力揭示了深层次的人性,并且在鲜明的艺术真实性之维度中,执着地探索现世人生的奥秘。

首先,《金锁记》揭示了在金钱和命运双重“缰锁”的束缚下,七巧的人性一步步遭到“剥落”,并最终走向幻灭的过程。起初是为了得到金钱而牺牲自己的爱情、青春与幸福;后来是为了捍卫来之不易的金钱而与旁人进行“飞蛾扑火”式的“抗争”;最后是疯狂地扼杀了子女的爱情与自由权,以求得内心变态式的平衡——这就是囿于“生命枷锁”之中的曹七巧的生存困境。若放眼20世纪40年代上海的历史文化语境,读者不难窥见,七巧的悲剧不仅仅是她个人的悲剧,而且映射着整个社会的悲剧、时代的悲剧。当时上海以十里洋场为代表的光怪陆离的都市文化和金钱至上的消费主义风气,给张爱玲的小说作品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哲人们常说:“滴水虽小,但能折射整个太阳的光辉。”而佛家则如是道:“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可以想见,在当时那物欲横流、社会价值虚无的男权社会中,曹七巧只不过是千百位命运悲惨的妇女的一个缩影而已。在《金锁记》中,张爱玲能够接触到那个时代敏感而颇有关注价值的问题,足见她敏锐的时代眼光。正处于“抗战”沦陷区的上海,战争的恐怖阴云始终笼罩;金钱拜物教的思想观念日渐蔓延;传统的美好道德逐步沦丧。这一切都成为无形的“生命枷锁”牢牢地锁住了当时人们的灵魂世界。《金锁记》宛如一扇时代窗口,让我们能够看清那个时代炎凉的世态与逐渐泯灭的人性。同时,诚如张爱玲自己所描写的那样:“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上面爬满了虱子。”d她毫不留情地将人们华丽的生命“外衣”扯去,并有力揭露出人性丑陋不堪的一面。然而,这种揭露的意旨却并不在于批判丑陋,亦不在于抑恶扬善——至少在《金锁记》中是如此。它更多的仅仅是张爱玲人生观、人性观和文艺创作理念的一种真切、自然流露而已。

其次,《金锁记》中以七巧为中心的一切人际关系之扭曲与异化,是发人深省的。围绕着七巧,原本理应充盈着温情和暖意的妯娌关系成了恶毒的勾心斗角;本当是血浓于水的兄妹关系成了互相埋怨的尴尬争吵;本该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七巧将成年后的儿女的一切幸福视作眼中钉、肉中刺。至于姜季泽,亲密关系中不堪托付的他,对于七巧的主要态度也几乎仅有利用的欲求而已。一系列畸变的人情,使读者不由得会想起法国哲学家让-保罗·萨特的思想理念:人的自由先于人的本质而存在,我们没有停止我们与生俱来的自由。由此可见,每个人在成为真正的“人”之前,是无拘无束的。然而在《金锁记》中,从身体到心灵,七巧的自由却受到了双重钳制。戴着沉甸甸的“生命枷锁”的她,在彼时彼地唯有向“不能承受的生命之重”发起报复性的抗争。于是,萨特的另一理论学说——“他人即地狱”在她的身上就庶几应验了。周围的人于她而言,几乎不存在和谐相处的可能性,因此旁人对她不利的一举一动,对她来说均宛若地狱中的梦魇。然而,她在伤害别人的同时,也用生命之枷窒息了自身的生存空间。在和谐人际关系之基本元素缺失的“黑暗王国”中,作为独立个体的个人,其选择不外乎两种:与他人斗个两败俱伤,抑或离群索居地自闭度日。以七巧的刚烈性格,她自然而然地选择了前者,决绝地跳下万劫不复的人性“悬崖”。可见,《金锁记》中深刻的哲理意蕴,着实颇为耐人思量,值得一再仔细玩味。

再次,诚如张爱玲在《自己的文章》一文中说过的:“我的小说里,除了《金锁记》里的曹七巧,全是些不彻底的人物。”e表面看,曹七巧这一人格“彻底”地走向分裂的“疯子”形象是颇值得怜悯的;而实质上,张爱玲在文本创作过程中,一定程度上超越了这一情感层面,呈示出一种凄婉而哀伤的审美意蕴。她曾坦诚地谈起自身的创作美学观念:“我不喜欢壮烈。我是喜欢悲壮,更喜欢苍凉。”f为何张爱玲喜爱“苍凉”更甚于前二者?她紧接着说道:“苍凉之所以有更长的回味,就因为它像葱绿配桃红,是一种参差的对照。”g由此我们可见作者在“参差对照”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