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师说》解构
文忌平淡,所以表达总要讲究妙趣横生,波澜起伏。古人有“韩潮欧澜”的提法,正说明韩愈与欧阳修的文章是极讲究笔法的。我看有时之学者”与“今之学者”,它们的分野正如《古文观止》上所说“是否‘吾师道也’”。而这便成了“遗惑”与“解惑”的关纽。“闻道”那么惑解,不“闻道”那么惑遗。故而“闻道”与“解惑”也顺理构成一对冲突。在“道—业—惑”这三者之中,“业”乃中介,而真正构成一对冲突关系是“道”与“惑”;此二者相辅相成,说此及彼,此消彼长,又可相互转化。但《古文笔法百篇》不晓其要义,对“道”与“惑”之并提或单言不明所在:“只独创‘道’与‘惑’,或只单言‘道’,至篇末又以‘道’与‘业’言,又不言‘惑’,此改变错综处。”曾国藩明显也没有弄懂,他说:“‘传道’,谓修己治人之道;‘授业’,谓古文六艺之业;‘解惑’,谓解二者之惑。韩公一生学到好文,二者兼营,故我并言之。末幅云:‘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仍作双收。”〔《求阙斋读书录》卷八〕 了悟如此,那么我对行文的思路就有了一个更加清楚的相识。我以为就整体而言,《师说》的散文笔法是骈文的一个变体。在一个骈文已有几百年且仍处繁盛的时代,正如有人所指,倡议古文倒好像是一种时髦。这种时髦虽远绍秦汉,但于时文的关系又怎么能割舍呢,而假如我对骈文的写法有必须的相识的话。蒋伯潜、蒋祖怡在《骈文与散文》中引评骈文的写法时说:“把这一局部的工作〔造句〕做完,其次步就着手组成一篇文章。他〔陈其年〕也说出了三种方法:一把造成的句子,用自己的主见来融会贯穿,使得这些句子和题中的本领合而为一,务使句子的意思特别明朗。二即就融会好了的句子,再加语助辞或呼喊字来化成浑然的联语,使得引用的古事和今意并行而不背。三把联语融成一段,由几段融为一篇,相互连串起来,使之有明确的语意而浑然不露出什么痕迹来,一篇好的骈文就此胜利了。”〔其次编第五章〕那么反而推之,韩愈的这篇“散文”不就可看成对骈文的增删?现依照骈偶的对称性进展补足,那么全文的面目就相当清楚了: 〔一〕在“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后加上“学者,所以闻道受业解惑也”; 〔二〕在“人非生而知之者”前加上“〔古之〕圣人生而知之者,可以无惑矣”; 〔三〕在其次段首加上“今之学者竟无师”; 〔四〕删除“夫庸”至段末,在“而耻学于师”后加“何哉?非师道也;而必计乎其年先后之生于吾也,必论其贵其贱,其长其少。如此,那么道何以存乎?师何以存乎?” 为何要这样?缘由很简洁。如〔一〕,文章第一句是“古之学者必有师”,接下来当是“学者”如何;但文章却陡起波澜,说“师者”如何;而后文又接着谈“学者”如何,这便造成前后不连接,故作如是改。再如〔四〕,行文至“吾师道也”文意即足,从逻辑上看这后面的几句话都属节外生枝;但把这些说法变形后移至其次段相应的位置,那么行文也就文显意畅了。当然改后行文的波澜与突兀也就谈不上了。这就是互文与错综及赋排修辞的妙用。其实有人已经指出过这种用法,如将“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师焉,或否焉”改为“句读之不知,或师焉;惑之不解,或否焉”,只是限于句子内而不及段落间罢了。 再回过头来看看那些经“删削”后的样式,果真行文波澜起伏,奇崛雄劲。这就是王安石说韩愈的“只是要作文章,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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