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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上海葡萄牙人与外侨社会的权势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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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1843年上海开埠后,生活在澳门的葡萄牙人跟随英国人来到上海,却因其混血身份而遭受歧视。上海葡萄牙人从上海受到战局影响,出现其他国家侨民人口数量减少的趋势时,葡萄牙人的人口数目还在增长,在1942年达到约2700人。⑩从总体数目来看,上海开埠后先后有约6000名葡萄牙人在上海侨居。11他们对上海“情意绵绵”,形成了一个复杂的、以“家庭、组织、政治关系网络”而联系起来的民族性社群。12
然而无论是在上海的外国人还是中国人的叙事文本中,生活在上海的葡萄牙人都是一个非常具有异质性的存在。总的来说这种异质性来自他们的血统属性。如前文所述,亚洲的葡萄牙人是由来自欧洲的葡萄牙人与亚洲人在几百年间通婚而成的群体,他们在生活习惯上向葡萄牙人靠拢,信仰也仍保持着葡萄牙人的天主教传统,但从面部特征来看已经不同于欧洲或传统意义上的葡萄牙人了。13在录中,这群葡萄牙人不但与中国人“面貌相同”,还可以说一口流利的广东话,完全看不出来是另一个国家的人。14
在上海工部局的官方文献中,当生活在这里的葡萄牙人被划归为单独的“澳门葡萄牙人”时,来自美洲的美国人却和英国人、法国人一同被归纳为“欧洲人”。①显然此时的“欧洲人”已经超越了地理范畴所赋予的蕴含,而成为一种身份界定上的概念。在这些“欧洲人”的记录当中,关于上海葡萄牙人的评价与用词非常单薄而统一,他们形容上海的葡萄牙人为“混血儿葡萄牙人”,②或以“混血”“等外人”③这样的用词来代指。当在洋行担任高级职务的外国人被形容为“大班”时,担任低级办公室工作的葡萄牙人则被描述为“地鼠”。④ 上海的“财富、地位和声望都向着美、英、法这三个列强的公民汇集”,这些强国公民不仅在经济活动中占据顶端,在社会生活中也高高在上,“洋洋自得于强取豪夺来的特殊地位,对少数从其他国家来的凡夫俗子们根本不屑一顾”。⑤作为欧亚混血儿的葡萄牙人,自然也在这些“上等”公民眼中毫无地位。至于他们不屑一顾的理由,则来自对欧亚混血本身的反对。在英国人的观念中,认为欧亚混血从父母双方所继承的品质恶劣,美国人对此相对宽容,但是也从根本上不赞同欧亚混血。⑥
这种对混血身份的歧视,也体现在了由英国主导的工部局的聘用人选中。曾经有欧亚混血职员为同为混血的女儿向工部局申请职务,董事会和卫生官对该申请的态度是“此类申请人对此职务不合适”。⑦显然,“此类”欧亚混血在英国人的眼中是不适宜在工部局工作的,同为“此类”人的葡萄牙人在上海也有同样的遭遇。1916年,一个上海葡萄牙人致信代表英国立场的《北华捷报》,在信中陈述了葡萄牙人工作中的可靠与忠诚,希望能够以此为自己的同胞恳求到在工部局工作的机会:
葡萄牙人是一群忠诚、努力而且体面的人,在他们的商业生活中保持着坚定的目标,这是其他人无可匹敌的。希望在上海的英国人和其他盟友能够有广阔的胸襟允许工部局下设的部门能够有更多的葡萄牙人参与,这并不过分吧?
工部局有许多不同国籍的雇员,但是现在葡萄牙居民被拒之门外,就不能够被认为是“联合为一”。⑧
从这些关于葡萄牙人记录的片段中来看,生活在上海的葡萄牙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未能得到“上等”的“欧洲人”的青眼,他们的叙事文本中也不愿给葡萄牙人一席之地。而与这个群体交往更为密切,生活层级更为匹配的来自俄罗斯的犹太人的记录中,葡萄牙人形象就更为鲜活和具体了。犹太人认为“上海的葡萄牙人被认为比英国及其他列强的民低一等,和上海所有无国籍的外国人,以及那些实力不如英国的国家的侨民差不多”。⑨还认为葡萄牙人的审时度势和安于现状是他们了不起的地方,他们看上去随意而快乐,不会老为自己处境的不公去斗争,真正令他们快乐的是他们的社团以及由体育构成的愉悦的生活方式。⑩土生葡人的后代也形容他们在上海的生活节奏较快、作风英式,甚至日常都说英语。但是他们仍然保持着葡萄牙人对宗教的重视,并且以身为葡萄牙人而自豪。11
二、向英国人靠拢:19世纪末20世纪初上海葡萄牙人的生活趋向
上海的外国人当中,享有最高地位的是外交官、领事馆的工作人员,还有“位居高级公共职务的人员”和“若干最富有、最受人尊敬的商人”,而要想得到这些所谓上流人士的认可,则必须熟悉英语和“英国人的举止风度”。12生活在上海的葡萄牙人,在这样一个由英国人决定和主导生活风尚的环境中,也不可避免地表现出了“英国化”的一面,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上海的葡萄牙人逐渐以英语代替葡萄牙语作为其母语的过程。
在澳门居住时,葡萄牙人日常生活中使用葡萄牙語,随着英语在澳门的影响范围扩大,葡萄牙人也开始注重对英语的学习。到了19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