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话语 罗兰-巴特.doc

历史的话语罗兰-巴特人们对于比语句更大的语言单位(即话语, discourse )进行形式的描述,不是新的事情。从高尔吉亚[2] 到十九世纪,它一直都是古典修辞学主要关心的问题。然而语言科学晚近的发展使人们对这一主题重新发生了兴趣,并且它还带来了处理这一问题的新颖技巧。现在,一门关于话语的语言学可以说已经跨入了可能性的门槛。它对文学分析——以及对于文学分析在其中起着很大作用的教育过程——所可能具有的意义使它成为符号学[3] ( semiology )当前重要的研究项目之一。这样一种第二级的语言学的目标应该不只是去探求话语的一般性概念(如果存在的话),以及表达一般性概念的单位和结合规则,而且也应用于判定结构分析是否认可了传统的话语形态( discourse-genres ) 的类型学——譬如说,在把诗的和小说的话语、把虚构的和历史的叙述加以对比时,我们是否总是有道理的呢?这两组对比中的第二组也就是下面要探索的主题:实际上在事实的和想像的叙述之间有无任何特定的区别,有无任何语言学上的特征,按照这一特征,我们可以把适合于叙述历史事件的方式——一个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中从属于历史“科学”规范的问题,它要求符合“实际发生的事情”这样的准则,并根据“合理的”说明原则来加以判断——与适合于史诗、小说或戏剧的方式加以区别吗?如果存在着这些区别特征, 那么它们又影响着话语的哪些部分,以及在语言行为( languagye-act )的哪一点上起着作用呢?本文将通过对某些古典历史学名家如希罗多德、马基雅弗利、鲍绪埃[4] 和米歇莱[5] 的著作中的话语所做的非严谨的(并且绝非彻底的)考察,来对这个问题作一尝试性的解答。一首先,古典历史学家是在什么情况下在自己所写的话语中被引导(或被允许)去谈及表达话语的行为的呢?在话语中,像雅克布逊(不过他所关心的是分析语言,而不是分析话语)所说的那种标志着转入和转出自身指示( sui-referential )方式的转换语[6] ( shifters ),采取的形式是什么呢? 历史话语似乎有两种标准类型的转换语。第一种可以称作审核方式( monitorial mode ),它对应着雅克布逊所说的(还是在语言的层次上)证据类( evidential category );它把信息(报道的事件), 代码陈述(报道者的作用部分)以及有关代码陈述的信息(作者对其资料来源的评价),组合在一起。因此,证据类显然包括了对于资料来源和见证者报道的各种论述,以及对引证其它原文的该史学家的报道行为的各种论述。这一方式的选择是不受限制的——史学家可能心安理得地默默使用着他的资料来源;但是一旦他选择了这一方式,他就接近于人种史学家的地位了,后者通常都需提供关于消息报道者的细节资料; 因而审核方式为希罗多德一类人种史家——历史学家们所共同采用。它可能具有多种表现形式:像“据我所闻”、“据实而言”等开场白;现在时态的使用标志着史学家的介入,或者标志着对史学家个人经验的任何叙述。例如,米歇莱通过一种主观解释的过滤方式“审核”了法国史( 1830 年的革命),并且明白地谈到了这一点。但是审核方式当然不限于历史的话语。它在会话和小说中的某些解说性手法里(属于虚构报道者的轶事等等)也是常见的。第二种类型的转换语包括所有那些作家据以表示离开或返回其叙述路线的方法,它包括着任何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