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届中国经济学年会论文 (2).doc

1 第二届中国经济学年会论文个人主义与社群主义: 从文化与制序的相互关系看东西方社会的历史型构与演进路径韦森(复旦大学经济学院) ( Email address: w eisen @ ) 近代以来, 西方世界在市场经济秩序的迅速扩展和工业和科技革命的强大推动下率先进入了现代社会。与西方世界相比, 有着数千年传统文明的中国近代和现代在科技革命、经济发展、市场扩展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方面大大滞后了。在现代化的四个基本组成部分——即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价值多元化和社会人道化——型构和演进路径上, 中国在近代、现代和当代与西方国家也迥异斐然。这些事实促使中国思想界、文化界以及国外汉学家们不断反思传统中国文化精神, 并从“五四”以来曾对中西文化的品格及其差异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与比较,以致使在这方面的出版物和研究文献可谓汗牛充栋、浩如烟海。在本文中,笔者仅从文化与制序( institutions )的相互关系,对东西方社会制序的历史型构与演进路径,谈一点个人的粗浅看法。从文化与制序的相互关联和作用的视角来考察东西方文化的基本精神和品格, 我们会发现, 西方文化——无论是英美文化, 还是直接承传了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化精神的欧洲大陆诸国的文化——可以被归结为一种个人主义( individualist ) 文化, 而中国文化以及受儒家文化精神濡染的东亚诸社会的文化,基本上是一种社群主义( communitarianist )文化。①因此, 我们这里所说的社群主义, 与西方当代政治哲学界和伦理学界的学者如桑德尔( Michael J. Sandel , 1982 )、泰勒( Charles Taylor , 1979 , 1989 )、麦金太尔( Alasdair MacIntyre , 1984 )和瓦尔泽( Michael Walzer , 1983 ) 等学者所说的“社群主义”有联系,也有区别。在与罗尔斯( John Rawls )、诺齐克( Robert Nozick ) 和高德( David Gauthier ) 为代表的当代政治哲学和伦理学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论战中,桑德尔、泰勒尔、麦金太尔和瓦尔泽等社群主义者提出了两种社群主义:一是方法论的社群主义,一是规范性的社群主义。方法论的社群主义认为,个人主义的主要观点(如理性经济人的自由选择)是错误的。他们主张,要理解个人的行为,必须把个人置放在社会、文化和历史的背景中来考察。这也就是说,要理解个人及其行为, 必须把个人放在社群和与他人的关系中来研究。而规范性社群主义者则认为,个人主义的主张导致伦理上不能令人满意的结果。其中主要是个人主义不能导致一个真正的社群。他们还批评个人主义的主张导致忽视国家所维系的良善生活,如公正的收入分配等等。这种规范性的社群主义者也主张,社群本身就是具有诸多存在理由且不可或缺的公共物品。另外值得主义是,一些管理学家如美国哈佛大学的 e Lodge 、 Erra Vogal ( 1987 )和剑桥大学 Judge 管理学院的 Charles Hampden-Turner 等( 1993 )学者也使用“社群主 2 要在相互比较中对东西方社会制序在近代、现代和当代的历史型构和演变路径有一较切近的领悟,看来还有必要从东西方文化基本精神的这一品格差异入手。一、西方社会现代化的个人主义文化根源这里,首先让我们来考察一下西方文化与欧美社会的制序化( institutionalization )进程与制序变迁( institutional change ) 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在进行这一探讨之前, 我们这里首先指出, 文化与广义的社会制序( social institutions ) 在社会过程中基本上是同构的: 文化是社会制序的镜像,而种种社会制序则是文化在现实社会过程中在其形式上的固化、凝化、外化和体现。从欧美的社会历史演进行程来看, 两希文化( 古希腊罗马文化和以旧约与新约《圣经》为“范型”( archetype )的以色列教和基督教文化)的冲突与交融,在欧洲社会历史上与政治、法律、经济和其它社会体制同构在一起一同承传和涵衍到近代。到了十三世纪至十五世纪左右,表面上看来已交汇在一起但实质上却泾渭分明的“两希文化”(希伯来—基督教文化在精神上为神本主义, 而古希腊罗马文化在精神上为人本主义) 分别在欧洲近代的两大社会运动中得到了重塑和再生。这就是直接承传了古希腊罗马文化精神的欧洲人本主义经历了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重塑, 而直接承传了以色列教尤其是基督教宗教精神而内涵在欧洲社会中神本主义则在差不多同时经历了宗教改革的洗礼。尽管启蒙运动和宗教改革分别是在西方文化中两个精神底蕴维度上或者说两大潜流中发生的, 并分别重塑了人本主义和神本主义西方传统文化的这两个精神基体( 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