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 导演杨天乙谈记录片《老头》的创作过程导演自述: 1996 年春天,我在北京清塔小区租了房子,那里地方偏,房租便宜, 有一天, 我和朋友路过时, 看见大墙底下坐着一排老头, 他们穿着深色棉袄、棉裤, 远处看不清年龄, 但肯定是一群老头, 很古老的那种, 当时感觉他们是从地里长出来的。我从没见过那么多老头坐在一起,像被串起来的,而且当时天已暖和了, 他们穿那么多坐在那儿说话, 以至我路过很远还能听见他们的声音。后来, 我和朋友停下来, 坐在马路对面看着他们,由于太远,他们成了蓝天下的小黑点, 偶尔有一个声音传过来, 又很快消失。当时是下午, 太阳正足, 人也不多, 有自行车和汽车从他们面前滑过, 那会儿没想到拍摄, 我坐在那儿, 心里兴奋, 拥抱了朋友, 我看见了世间最好看的景像。第二天同一时间,我又坐在原地看到了他们, 并进入他们的领地和他们说话。我了解到他们是小区里最早的居民,每天到这儿聊天,下午比上午人多,那天,我认识了宋大爷、董大爷、曹大爷, 我自己也有了新的称谓, 大爷们叫我杨子, 我也介绍自己是东北人,二十五岁,是总政话剧团的演员, 刚搬进小区, 董大爷旁边有个破竹车, 里边装着石头和茶缸。那会我还不知道竹车是手杖,茶缸是尿壶。他性格最开朗, 总和一边的曹大爷打嘴架, 他们熟识默契得像两个“丐帮帮主”。整个下午我和他们在一起, 听他们说北京原是大海, 填平以后建城,及对三代领导人的评价等,还说到飞机,当时正有飞机从头顶飞过,问: 飞机有窗吗?答: 飞机能有窗吗!问:你坐过?答:我哪坐过,我小孙子坐过,他说的。当时我奇怪的想到我第一次坐飞机,当另一架飞机飞过时, 我才觉得我和眼前的大爷隔了很远, 最初对大爷的印象就这些, 那是个晴天, 不知我在当中有没有影响他们聊天, 没想到的是,从此我就和大墙底下的大爷们一呆就是好几年。决定拍摄时,我请了摄像师、录音师、买磁带、租设备,又新鲜又刺激, 那会儿没有经验, 全凭感觉。第二天录音师不来了,给大爷带了无线麦克风,没过几天和摄像也闹翻了, 我说的他拍不了, 他拍的我不满意, 现在想起来好玩, 主要责任在我,我只凭感觉来要求他们,但是又说不清怎么拍, 实在叫他们为难。第二次再拍时,我有了 DV 数字机。那么轻易得到它,我对家人充满感激。拍了大量的素材之后停止了, 因为我不知道我要拍什么。第三次拍摄我目的明确; 想法来自一天早起的瞬间,费了很多心思想出来的几个字成了日后拍摄的基础, 就是拍大爷们的吃、喝、拉、撒、睡, 其实很简单, 但我当时看不见。我发现生活中最平常的炒菜、吃饭、刷牙、睡觉被我照下来, 心里就不慌了。大爷们把拍摄叫“照”, 我也喜欢这个叫法, 日后就一直“照”着他们。对我来说;“照”有客观性, “拍”有主观性,是受大爷们的启发。我每天在大爷们出门前半小时到现场, 也不轻易关机, 这成了毛病。我最喜欢的画面就是远处大墙下烧火的宋大爷,我认为远处更能看清人的形态, 很少有推拉镜头, 他们就在眼前, 看的清楚, 不需要移动。整部片子始终保持“照”的原则, 我和摄像机是面镜子, 把眼见的景象“照”进来最重要。很多朋友看完片子会问我和拍摄对象是怎么相处的。拍摄时, 好像根本就没我, 我自己也为这点感到骄傲。也可能他们是群老人,心性平静,也可能我是个女孩儿容易相处,但刚开始, 他们是不接受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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