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诗人白居易的生平事迹.doc

唐代诗人白居易的生平事迹
白居易的生平事迹之为官
一生以44岁被贬江州司马为界，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是兼济天下时期，后期是独善其身时期。白居易贞元二十六年(800)29岁时中进士，先后任秘书省校书郎、盩至尉、翰林学士，元和年要的地位。在《与元九书》中，他明确说：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由此可以看出，在白居易自己所分的讽谕、闲适、感伤、杂律四类诗中，前二类体现着他 奉而始终之的兼济、独善之道，所以最受重视。而他的诗歌主张，也主要是就早期的讽谕诗的创作而发的。

早在元和初所作《策林》中，白居易就表现出重写实、尚通俗、强调讽谕的倾向：今褒贬之文无核实，则惩劝之道缺矣;美刺之诗不稽政，则补察之义废矣。俾辞赋合炯戒讽谕者，虽质虽野，采而奖之。(六十八《议文章》)诗的功能是惩恶劝善，补察时政，诗的手段是美刺褒贬，炯戒讽谕，所以他主张： 立采诗之官，开讽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六十九《采诗》)他反对离开内容单纯地追求宫律高、文字奇，更反对齐梁以来嘲风月、弄花草的艳丽诗风。在《新乐府序》中，他明确指出作诗的标准是：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这里的质而径、直而切、 核而实、顺而肆，分别强调了语言须质朴通俗，议论须直白显露，写事须绝假纯真，形式须流利畅达，具有歌谣色彩。也就是说，诗歌必须既写得真实可信，又浅显易懂，还便于入乐歌唱，才算达到了极致。

白居易对诗歌提出的上述要求，全部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补察时政。所以他紧接着说：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 (《新乐府序》)在《与元九书》中，他回顾早年的创作情形说：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为时为事而作，首要的还是为君而作。他也说：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伤唐衢二首》其二)，并创作了大量反映民生疾苦的讽谕诗，但总体指向却是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因为只有将民情上达天听，皇帝开壅蔽、达人情，政治才会趋向休明。

《琵琶行》与《长恨歌》是白居易写得最成功的作品，其艺术表现上的突出特点是抒情因素的强化。与此前的叙事诗相比，这两篇作品虽也用叙述、描写来表现事件，但却把事件简到不能再简，只用一个中心事件和两三个主要人物来结构全篇，诸如颇具戏剧性的马嵬事变，作者寥寥数笔即将之带过，而在最便于抒情的人物心理描写和环境气氛渲染上，则泼墨如雨，务求尽情，即使《琵琶行》这种在乐声摹写和人物遭遇叙述上着墨较多的作品，也是用情把声和事紧紧联结在一起，声随情起，情随事迁，使诗的进程始终伴随着动人的情感力量。除此之外，这两篇作品的抒情性还表现在以精选的意象来营造恰当的氛围、烘托诗歌的意境上。如《长恨歌》中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琵琶行》中 枫叶荻花秋瑟瑟、别时茫茫江浸月等类诗句，或将凄冷的月色、淅沥的夜雨、断肠的铃声组合成令人销魂的场景，或以瑟瑟作响的枫叶、荻花和茫茫江月构成哀凉孤寂的画面，其中透露的凄楚、感伤、怅惘意绪为诗中人物、事件统统染色，也使读者面对如此意境、氛围而心灵摇荡，不能自已。　　主题、题材集中是白居易讽谕诗的艺术特色之一。他一般只选择最典型的一件事，突出一个主题，而且主题非常明确。其次，白诗的艺术特色还表现在刻画人物上，他能抓住人物的特征，用白描方法勾勒出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但白诗的诗意并不浅显，他常以浅白之句寄托讽谕之意，取得怵目惊心的艺术效果，《轻肥》一诗描写了内臣、大夫、将军们赴会的气概和席上酒食的丰盛，结句却写道：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这是一幅多么惨烈的情景。　　闲适诗和讽谕诗是白居易特别看重的两类诗作，二者都具有尚实、尚俗、务尽的特点，但在内容和情调上却很不相同。讽谕诗志在兼济，与社会政治紧相关联，多写得意激气烈;闲适诗则意在独善，知足保和，吟玩性情 (《与元九书》)，从而表现出淡泊平和、闲逸悠然的情调。
白居易的闲适诗在后代有很大影响，其浅切平易的语言风格、淡泊悠闲的意绪情调，都曾屡屡为人称道，但相比之下，这些诗中所表现的那种退避政治、知足保和的闲适思想，以及归趋佛老、效法陶渊明的生活态度，因与后世文人的心理较为吻合，所以影响更为深远。如白居易有相争两蜗角，所得一牛毛 (《不如来饮酒七首》其七)、蜗牛角上争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对酒五首》其二)的诗句，而后之使蜗角事悉稽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八)。即以宋人所取名号论，醉翁、迂叟、东坡之名，皆出于白乐天诗云(龚颐正《芥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