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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度＼宽度与高度
一直以来,关注档案学,谋求档案学的发展,一直是档案学界的热点话题。2005年,关于档案学的学术尊严问题因为胡鸿杰在《档案学通讯》2005年第5、6期发表的《论中国档案学的学术尊严》一文,开始受到关注。其中代表性见表一)。事实证明,在我国,无论是本科教育还是硕士教育,档案学的发展都是源于历史,最后仍然部分地和“历史”保持联系,带有历史的烙印。大部分则归结到“管理”领域,部分地呈现出管理学向历史学的延伸。
2003年,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院更名为信息资源管理学院。此后,部分高校纷纷效仿,皆缘于“信息化”这个时髦的字眼。今天,已有8所大学更名(见表二),但档案学科设在管理学院的仍然居多(见表三)。
需要指出的是,“为历史研究提供素材”乃至从整体上“为历史研究服务”,并不是档案学基本学科结构所体现的功能,而是其学科“衍生结构”的一种价值取向。这种状态说明任何学科都不是绝对独立的:“当代科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科学体系的开放性。中国档案学通过这种对其他学科和研究领域的‘靠近’和‘入侵’,既可以使自身理论更加成熟,又能够强化本学科的学术地位及其尊严”。既如此,窃以为,“为历史研究服务”无甚大碍,所谓“有为才有位”,关键在于我们的“服务水平”;“元问题”依旧混乱又有何妨?关键是要“有尊严地活着”。



二、宽度――档案学科的空间分布与实践平台

目前,我国30所高校的档案学专业多定位于管理学领域,实则徘徊于管理学和历史学之间(参见表一、表二、表三);近年来“档案学系(院)”名称几近消失,相比其他学科发展速度较慢,总体规模较小,本科生生源越来越少以致难以为继;培养规模小成就了高就业率,毕业生的竞争没有其他行业那么激烈;计算机、管理学、经济学类课程大量增加,档案学类课程压缩到少而又少。孙二明甚至认为,近年来档案学教育的改革,很难说是成功的。
这些事实说明,整个社会对档案学的需求不大,档案学的市场不广。档案学能否在这样的形势下,做到立足档案,在管理学和历史学之间“左右逢源”,需要处在“上游”的档案学人的大智慧,不能回避。
档案学界不应拘泥于“元问题”等纯学术问题的研究,更应关注当下档案实践的发展,从中丰富档案学的学科内涵,拓展档案学的覆盖面和影响面。档案学理论具有鲜明的实践品质,不仅要培养专业人才,更要为档案馆和档案事业建设提供具体的理论支持与指导。因此,在坚持基础理论研究的同时,更应强调应用理论研究往“实”处走。
连“马达加斯加的企鹅”都知道,在和老鼠的比赛中,不仅输掉了冰面,其实也输掉了尊严。实践平台的重要性由此可见。
档案学的实践平台主要是指各级各类档案馆(室)。这是档案学直接伸向社会,建立社会基础的关键部分,这是档案学的优势。问题是,广大档案工作者,这些馆室的主人,基本上足不出户,看守着档案过日子,束缚了自己的手脚。和相邻的图书馆系统相比,档案馆的主管单位是国家档案局,图书馆的主管单位是国家文化部。图书馆公开宣传称“读者是上帝”,类似“读者服务月”的活动繁多,但档案工作却有些裹足不前,2009年7月通过的《文化产业振兴规划》甚至也没有将档案工作列入。我曾经将档案学和基层档案工作比如成“上游”和“下游”的关系,如果“下游”不丰沛社会上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