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效课堂”:杜郎口肥皂泡的彻底破灭
2014-08-03 真实的历史
杜郎口肥皂泡的彻底破灭
——“高效课堂”改革述评
从当初的“学生反了,课堂散了,老师也不管了,四周全是黑板了”的模式到最新的“学杜郎口中学,不必砸掉讲台,不识产生过程的认识体验活动。
来自教学一线的真正的专家认为:课堂教学需要“讲”,也需要“不讲”,教师课堂的主导地位不能盲目削弱。一堂课的好和坏,不能单用“讲”与“不讲”来评价,而应看“五度”,即情境诱人度、活动刺激度、自主参与度、训练扎实度、建构生成度;老师是否“五有”,即有心、有情、有法、有度、有力;学生是否“三动”,即手动、口动、脑动。一名优秀的教师,不单单是让学生拥有知识,更重要的是通过“讲”唤醒学生沉睡的潜能的时空,让学生拥有智慧。教师应该根据学生的差异、内容的难易和课堂的变化,适时调整讲与不讲的比例,把讲与不讲巧妙和谐地统一起来。
总之,教师应该通过自己的“讲”,让学生在有温度、广度和深度的课堂的浸染中日渐茁壮,让学生在一块石头里看到风景,在一粒沙子里发现灵魂,但也要通过自己的“不讲”,给学生增加更多的自主思考、实践和体验的机会,让学生在广阔的精神空间中自由驰骋,在思想的恣肆狂涛中体验生命顿悟的喜悦。
我不知洋思中学和杜郎口中学自己是否确信其模式的放之四海而皆准,当然也不敢贸然怀疑其做法的真实信度,只是缘于本人三十多载苦心探究的教学体验,总觉洋思模式未免洋味太重,各地也该“杜”一下对杜郎口模式的盲目效仿。
一、大陆教育是最容易产生神话的土壤
假如一个医药报刊的记者以医学专家自诩到处讲学,假如一个体育报记者以权威教练的身份满世界推销“超级训练法”,你一定会不屑一顾,嗤之以鼻。然而当一个教育报刊记者发明一种“理念”,设计一种“模式”,声势浩大地在全国范围推广的时候,教师不但必须得俯首帖耳、言听计从,甚至必须得奉若神明。因为“中国课堂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惟有他们才可以拯救。于是,一个只有几百学生,教师学历严重不达标,靠家族式管理的“杜郎口中学”成了“中国课改圣地”;一个没有任何后续学历的中专生校长转眼间戴上了师范学院“硕士导师”的头衔;他们鼓吹的“不会英语却可以教好英语”的范例成了高效课堂的经典;“课改是最大的政治”成了他们最响亮的口号。他们宣言:课改不能改良必须“革命”。“课改是日心说”,是“21世纪哥白尼的大革命”。
上世纪80年代以来,“记者=教育家”在中国大陆几乎成了一种“规律”。一个口号(理念)成就一个“教育家”,一篇报道成就一个“教育家”,一个“状元”成就一个教育家的现象层出不穷、司空见惯。只是动静和规模从来没有今天这么大——成立全国名校联盟,举办“恢弘”的课博会,靠收取听课费而富甲一方。
二、神话究竟是怎么制造出来的?
如果真要去考究制造“神话”手法的话,那真让人大跌眼镜了。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无非是首先编一个似真似幻的情景极大地激发你的好奇心。比方说:我能把自来水变成油。我能伸手从空中抓一把银子。你给我30万我能把一个婴
儿“培育”成爱因斯坦。你参加我的“想象力培训班”我可以把你的孩子变成神童。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你信不信?不信你来亲眼看看啊(当然不能免费)!你不看怎么知道不行呢?
拿杜郎口为例——
主题:一所因教学质量太差而几乎关门的乡村中学突然起死回生,并一跃成为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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