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官不修衙”说起.doc

从“官不修衙”说起
张 鸣 在古代中国,“官不修衙”是地方官不成文的规矩,因为古代的政府是低能量的有限政府。如今,各地政府大兴土木,大修衙门,是因为现在的政府是一个无限政府,气派的政府大楼,直接体现了当政者的“权力美学”
无比繁难不说,而且还要经受各个衙门书吏的刁难、卡要。不打点好了,钱不但批不下来,即使批下来也报不了。
修缮费用,按规矩是从官库里借支,如果报不了,就得由官员自己承担,一般来说,这种工程都不是很大,从上面要来钱,七折八扣,用到工程上,往往不够,需要官员自筹。而在当年,官员的筹款能力并不是很强,所以,通过工程,克扣或者拿回扣自己发财的可能性不大,但修建工程的风险却不小。所以,地方官修衙的积极性,也就去了爪洼国了。
最后,也是最关键的,古代的政府,是一种低能量的有限政府。政府管的事有限,能力也有限。一般来说,除非大的涉及大面积水灾的水利工程,比如黄河和淮河的治理,政府都是管的。乡间修桥补路,修河渠这样的事,如果负责任的地方官,也许会操心组织一下,不负责任的,根本连问都不问。大家奉行的原则,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些事,多半都是地方乡绅出面做的。
严格来讲,古代地方官只管两件事,一件是征收钱粮,一件是处理诉讼案件。除此之外,还有一件名义上特别要紧的事,就是推行教化,但是这种事属于“思想政治工作”的虚活儿,没有人真的当回事。要做的话,也无非是宣讲一下圣谕宝训(皇帝关于教化的指示讲话),再就是把当地的孝子和节妇烈女的先进事迹报上去,在当地修建牌坊加以表彰。这样的地方政府,筹款的能力是有限的。地方官若要捞钱,一般都在征收和诉讼上打主意。在征收之外的派捐和摊派,不是不可能,但一般由头都要跟当地民间社会有点关系,若要因一项政府工程向地方摊派,往往是行不通的,
在那个时代,地方乡绅往往是通天的,他们不是候补的官员,就是退休的官员,如果地方官做得过了头,他们就有办法把状子递到御史那里去,或者直接反映给皇帝。这样的话,地方官的官运,也就到头了。少数官员可以通过对轻罪的罪犯,以罚款抵罪的方式筹款,但这种方式,介于违法与合法之间,弄得不好也会有麻烦,或者给自己的政敌留下口实,正因为如此,没有人乐意修衙,能拖就拖,能躲就躲,久而久之,就变成了一种官场的禁忌。变成禁忌,就更没人乐意去碰了。

修大衙门
――当代官场的“权力美学”

现在的官员,如此热衷于修衙,而且是修大衙门,最根本的动力,也许有三个;一是权力需要建筑美学的加持。通过修建高大巍峨的衙门给自己壮门面,虽然有建白宫的,但更多建筑修得就像一个巨大的宝座,坐北朝南,耸立在巨大的广场上,一方面象征权力,一方面让百姓通过这样的建筑产生敬畏。人们不用去猜,也知道这个建筑位于“椅子背上”最高层的最大的房间,肯定是当地一把手的,他在上面可以俯瞰众生。这种建筑,给了当地主要官员以充分的自信,对自己手中权力的自信。如果说,古代的官员让人产生敬畏,主要是通过官员豪华的出行仪仗,八抬、十六抬大轿,加上鸣锣开道,一对对的虎头牌;现在的官员出行,轿车受等级限制,所以,展示其威严的主要方式,就要靠官衙排场和威风了。
其次,不排除某些官员,打算通过修建新的办公大楼来改变命运,确切地说是改变官运。很多官场中人都很迷信,风水是他们最信的迷信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