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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征刘氏与《船山遗书》-历史学
摘要：本文主要分析了《船山遗书》在刘毓松、刘寿曾以及刘师培两个时代的不同命运。在刘毓松时代，曾国藩为了弘扬湖湘文化，而将书中鞑虏之字抹掉。而在近代革命风起云涌之时，刘师培继承家学，撰写《王船山史说的乡约规劝其乡民建功立业，同时他本人也从《船山遗书》中吸取养分，也效仿王船山光复明室的举动，通过严格的修身程序来强化自身的个人魅力。使其言行体现出清教徒式的精英化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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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夫之在《周易外传·系词传上》中说：“故古之圣人能治器，而不能治道。治器者则谓之道。道得则谓之德。器成则谓之行。器用之广，则谓之变通。器效之著，则谓之事业。故《易》有象，象者，像器者也。卦有爻。爻者，效器者也。爻有辞，辞者，辨器者也。故圣人者，善治器而已矣。自其治而言之。而上之名立焉。上之名立而下之名立焉。”这句话可以看出湘籍学人的行事的原则，换句话说。这就是湖湘学派的源流衣钵，他们大都讲究事功，认为“立言”必需落实于“立功”才有意义。而曾国藩正是根据王船山的这一原则来为人处事。观船山遗书中内容特别推崇老庄之道与德，这与另位湘籍人士王闽运引庄子之旨进人儒学广义“道统”的殿堂相类。可见后世湘籍学者对王说的继承。王闿运首先把庄子归人能继承孔子“经世学”的宗师行列。所以近代湘系集团有不少人强调“立德”与“治术”的连接关系，都来自于王船山的学说精髓。总体而观，王船山之后的魏源、王闿运到曾国藩都以霸术的权变运用为主旨。曾国藩能屡败屡战。而最终战胜洪、杨，实现同治中兴的局面与湘人这种事功精神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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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船山的学说对曾国藩的影响莫大焉，而刘毓松父子修书之功莫大焉。但正是被曾国藩用来为其乡土张扬的船山遗说竟后来成为革命派宣扬的有力武器。被章太炎斥为“大盗”、“汉奸”的曾国藩，他也能敏锐地识别出在那被扭曲的灵魂中残留的种族意识。王夫之著书。“一意以攘胡为本”，但因僻处山泽，一个半世纪以来他的思想鲜为人知，而曾国藩却将其书刊刻播扬，遂成为清末反清的重要思想资料之一。其刻王氏书，“无所剟削，独于胡虏丑名，为方格以避之”。可谓欲盖弥彰。因而章太炎也不得不承认其种族之辨，“心固知之矣”。而作为刘毓松之孙的刘师培对王船山学说的重新熟悉正是在革命派的民族主义思想激荡下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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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师培，江苏仪征人，是刘毓松、寿曾之后裔，他于1903年癸卯会试落第，滞留上海，识章太炎、蔡元培及爱国学社诸人。加人中国教育会，思想转向革命，主见“攘除清廷，光复汉族”。因更名“光汉”。他于是年写成《王船山史说申义》一文。刘氏观王氏书之最要处多用“口口”字代之，即认为曾氏未敢言之语。“自拓拨氏之兴。假中国之礼乐文章而冒其族姓。隋唐以降胥为中国之民且进而为士大夫，以自旌其伐阅矣。高门大姓十五而非五帝三王之支庶婚宦相杂。无与辨之矣。”刘氏进而认为“按夷狄盗贼之敢于窃天下者以恃有败类之儒为之送徽号而颂功德也。夫人未有自能自欺其心者，夷狄盗贼岂不白知?……夫天下惟名与器不行假人，以夷狄盗贼何以被太祖太宗之名!则败类之儒假之也。……呜呼!愧夷之为中国主，自船山出之，吾知其若何之沉痛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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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由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满汉关系始终是非常尖锐的社会问题。汉族士大夫的民族主义心情或隐或现，连绵不绝。以古文家为主力的国粹派非常重视激发民族主义。章太炎少时读史，便“觉异种乱华，是我们心里第一恨事”。后来读郑所南、王船山的书。“民族思想渐次发达”。
到了清末。传统的经学已经衰落。但经世致用的传统的落实，使史学贴近社会现实。国粹派提倡“国粹”“只是要疼惜我们汉种的历史”。这里的“历史”包括：“一是语言文字，二是典章制度。三是人物事迹。”扩展“历史”内涵是为了适应思想构建的需要。《国粹学报》刊载、表彰的人物事迹除遗民学者如顾炎武、黄宗羲、颜元、吕留良等人外。还刊载大量遗民事迹，如陈去病撰写的《明遗民录》涉及直隶、山东、山西、江苏等各省，每省达数十人之多。此外。该刊还撰录包括岳飞、文天祥、东林党等大批忠臣义士的志行。这主要是表彰民族气节，激发国人的民族主义。刘师培在《王船山史说申义》中便是借王船山来申发自己的民族主义思想。刘师堵还——论列，《齐诗》、《韩诗》均含“种族之学”，《春秋三传》更是包含“攘夷大义”，《三礼》也“明种族之殊”。总之，整个儒经都贯穿着尊华夏、攘夷狄的思想。这些看法反映了刘氏立足于现实而重新解“经”释“汉”。
刘师培写了一些个人传赞如《梁于涘传》、《孙兰传》、《徐石麒传》、《蔡廷治传》、《王玉藻传》、《广陵三奇士传》、《颜李二先生传》等。他们均为明季遗民，具有肯定的学识，又保持坚贞的民族气节，“学术之界可以泯。种族之界不行亡。”而颜、李则是“尚力行于学术。则崇有用而分科讲习之立法尤精”，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