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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的反思国学
“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二十世纪中国思想、文化及政治影响巨大。学问界争论问题，必引徵“五·四”，奉为圭臬，以为真理不行易。但是，许多热忱、激烈的“五·四”观念，其实经不住客观和仔细的考查。王元化先生在“关于五四再答斯特拉迪瓦利琴，价值钜万，为全世界的小提琴大师们所珍爱。许多人使用最先进的声学、材料学和计算机技术，企图仿其万一，都没有胜利。交响乐的创作在海顿、贝多芬、舒伯特的时代达到了高峰，以后慢慢萧条下来。这些当然是我们的名牌高校教授不能或不情愿知道的。迷信欧洲“先进”，诅骂<!--“落后”，“五·四”以来学问分子论断荒谬，大抵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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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人讲现代政治，政、教分家是个大关键，因此，与鼓吹建立伊斯兰圣国的宗本主义发生冲突。在中国，三千年前周朝建立时，就开头明确限制宗教对政治的影响。周朝的最高统治者自贬帝号，称为王。帝是天帝；王是人王。这唯恐是世界上第一个实行政教分别的政权。从今以后，中国的政治哲学，特殊是儒家、法家和道家等对政治影响深刻的流派所争论的，几乎完全是人与人类社会的题目，是很彻底的人文主义哲学。中国的官僚行政体系，经过两千多年的进展，高度成熟，高度有用，是诸多朝代长治久安、兴盛发达的重要基础。中国的仕进制度，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建制最完善的，培育、选拔、任用平民成为政治人材的制度。假如说封建比较“落后”，中国的封建制度早在两千年前就结束了。中国的佛学，精深博大，应当是思辨趣味最高的哲学之一（希腊文“哲学”的本义为“爱才智”）。中国文人丰富、精致的诗、词创作，是世界抒情文学中最杰出的部分。闭眼不看这些事实，一味人云亦云，自我否定，把传统中的一切，甚至许多不相干的东西，如裹小脚、抽大烟、留辫子、穿长衫，一概当作落后、不开化的象征。然后，痛哭流涕，慷慨激扬，要“救亡”，实在是人不亡国国自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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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技术等方面的落后，不说明整个文明、整个国家和整个社会全面落后。把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说得一无是处，远远落后于西洋，要彻底决裂，脱胎换骨，是“五·四”人偏见。
中国有贵族阶级么？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流行的观点，把中国社会划分成统治与被统治、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被压迫的两个阶级。一切官僚、文人、士大夫都是“高高在上”，不识耕种的贵族统治阶级；农夫则是“劳动人民”，被统治的阶级；阶级之间的划分和冲突极端深刻。
事实上，中国至晚在战国时，世袭贵族的制度就开头瓦解了。燕昭王筑黄金台招贤纳士，汉武帝下诏求茂才异等，乃至于隋唐以后的科举，是中国官僚制度从荐贤、贡举到分科考官，渐渐成熟，渐渐制度化的主线。以唐朝的科举制度为例：全部官员和农夫的子弟，只要出身清白，没有犯过法，都有机会进国家和地方政府出钱开办的学校学习。玄宗开元、天宝年间，全国人口约八百多万户，而各中央、地方学校在校同学总计约七万三千五百人。学成之后，依照品德的优劣，由邻里乡亲推举，地方长官核实，就可以参与科举考试。而科举考试是获得作官资格的最主要的途径。另外，还有约六万四千公共职员，也可以通过考核选拔，成为九品以上的正式官员（在唐朝叫做入流）。这些都明确记载在史书中，不能有什么怀疑。二千多年来中国官僚政治的原则，从来是任人唯贤，而不是任人唯亲的！在中民阶级，那种与欧洲封建时代类似的阶级划分和对立，早就绝迹了，官、包括大官的来源几乎全都是“劳动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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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这两千年，中国的“穷人”与“贵人”之间的关系，远比我们所想象的亲热得多。欧阳修的《相州昼锦堂记》有一段精彩的开端：“仕宦而至将相，富贵而归家乡。此人情之所荣，而今昔之所同也。盖士方穷时，困厄闾里，庸人孺子，皆得易而侮之。若季子不礼于其嫂，买臣见弃于其妻。一旦高车驷马，旗旄导前，而骑卒拥后，夹道之人，相与骈肩累迹，瞻望咨嗟，而所谓庸夫愚妇者，奔跑骇汗，惭愧俯伏，以自悔罪于车尘马足之间。”对穷人与达官之间的关系，摹写、论述之确当，古今中外，无与伦比。欧阳修自己就是这样一个“穷人”出身，而成了名满天下、身踞要职的人。他很小的时候，父亲就死了。母亲没有改嫁，而是带着年轻的欧阳修艰苦度日。欧阳修学写字，家里买不起纸、笔，就在沙土上划。后来，欧阳修不仅作到参知政事（副总理）、枢密使（国防部长），而且成了一代文坛的领袖，开创了有文人特色的宋朝诗、文和词的风格。“劳动人民”入仕作官，致仕（退休）之后，又回家去种地，这是绝大部分中国文人士大夫的履历。嫂子不愿煮饭给他吃的苏秦，和被妻子唾骂出门的朱买臣，是两千年前的例子，而《红楼孟》中的贾雨村和《儒林外史》里的范进，是晚近的故事。
“五·四”时的那些有良心、有正义感的学问分子们，把社会的不公正现象归纳起来，编出一部“中国阶级斗争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