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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又是“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契约者
当我站在张充和先生身边,,但那仍然是一个有文化传统做底子的时代,即使是那些“五四人”如胡适如鲁迅,其骨子里流淌的还是中国文化的血脉。新时代,仍然有旧传统,仍然有旧文人。但这样一个状况在40年代以后便逐渐消失了。只以学问论。似乎一代不如一代了。我曾经听小说家叶兆言说,他父亲比较过几代知识分子的学问,说30年代的觉得20年代的学问好,40年代的觉得30年代的好,50年代的觉得40年代的好。这是个“等差级数”。但是,学问只是一项指标,学问之外,还有性灵、人格、胸襟、趣味等。这些要素,都逐渐地在当代中国人身上退化了。我们似乎生活在一个气象万千的时代,实际上我们的生长背景是如此的残缺。张充和先生这一代或者前后一代,可以不做知识分子,但可以做文人。其中的佼佼者,既做知识分子也做文人,这自然是少数。做知识分子要骨气,做文人要底气。我们现在的问题是,既做不了文人,也做不好知识分子,不伦不类的人越来越多。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状态,张充和先生才因此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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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个”。张先生的荣光,是在文化衰败的背景上发出的。诗书画和昆曲,在张充和先生那里不是技艺,是文化,是艺术,是精神,是一种人生方式,是一种文化传统的延续。无疑,张充和先生并不是一个时代的代表,但她传承了我们正在消失的文化和一种生存方式,至少再次提醒我们缺少什么。
当年张充和先生以数学零分国文满分考取-北京大学国文系,这是我们熟悉的故事。这个故事有两个要点:张充和有专业“特长”,胡适先生等不拘一格。这次和张先生闲话时,她又说到这个故事。她到了北大以后,见到胡适,胡先生说:你的数学不好,要补补。她紧张地去了教务处,问如何补数学。教务处答曰:胡先生胡说。你已经考进来了,不需要补数学。她笑着对我说,如果补数学,她就不上大学了。张充和先生小时候受的旧式教育,做对子、写诗,没有学数学。此事,在今天也颇有意思。中国高考,也给有“特长”的考生加分,本意算不拘一格降人才。但许多考生,原本没有特长,为了高考,便去故意发展特长。当年张充和,并不是因为学不好数学才去发展“国文”这一“特长”的。今天高考乱象之一,就是本末倒置。这些年报考艺术类的特别多,原因就在于艺术类的文化成绩可以降低。一大批没有艺术特长文化成绩也有缺陷的学生便去报考艺术类。我一直觉得这是一件奇怪的事情,没有文化,如何艺术?
教育功利化了,“特长”也成为一种工具。如此,“修养”这个关键词也就从教育的词典上消失。张充和先生到美国后,长期在大学讲授中国书法、昆曲。美国的一些大学还开设了这类课程。大学课程设置,有专业和非专业门类之分,非专业的应该多为通识类课程,人文精神的培养当依赖通识课程。而多年来,非专业课程的设置也一直意识形态化或者工具化。大学人文精神的缺失与此不无关系。我所在的学校,曾经招收过一届昆曲本科专业学生,用社会资源办学,最终悲壮地结束。关于人文教育,我们一直缺少大的观念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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