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解释体制研究_0.doc

1 刑法解释体制研究〔摘要〕刑法的立法和司法活动都离不开刑法的解释,因此构建良性的刑法解释体制十分重要。目前的刑法解释的现状存在许多问题, 应该引起重视。刑法解释体制实际上是一个有机系统, 立法解释、司法解释、学理解释三部分的自身状况及相互关系直接决定着刑法解释体制整体性能的良性发挥。〔关键词〕立法解释司法解释学理解释刑法解释体制……刑法作为调节社会生活的基本法律,关系着每个人的生命健康、人身自由、财产安全和整个社会的发展与稳定, 而刑法规范是对纷繁复杂的客观事物的高度抽象的概括,“徒法不足以自行”,并且“立法者难以预见到社会生活中涌现的大量错综复杂的、各种各样的情况。……它( 法律) 是难以满足一个处在永久运动中社会的所有的新的需要的。”因此作为阐明刑法规范确切涵义的刑法解释虽然具有一定的从 2 属性, 但其社会意义却极为重要。刑法解释从解释效力的角度可分为立法解释、司法解释和学理解释, 三者在整个刑法解释中的地位、比重和相互关系及各自的内容则构成具有某种特点的刑法解释体制, 而刑法解释体制的合理性则对刑事立法、刑事司法发挥直接的作用, 对人们的社会行为和刑法价值观念产生重大的影响。因此,摈弃不合法不合理的、构建良性的刑法解释体制成为刑法学界应该关注的问题。转贴于论文联盟。与刑法立法解释的“人丁不旺”的境况截然不同, 司法机关则制定了大量的刑法司法解释,仅是 97 年刑法颁布后,迄今为止,司法解释的数量就有近百件。但是一些司法解释中存在着越权的嫌疑。(1) 《立法法》明确规定“凡是关于刑法条文本身需进一步明确具体含义的”解释属于立法解释,如刑法第 384 条中“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如何界定应由人大常委会进行立法解释, 但司法机关却越俎代庖, 制定了《关于如何认定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有关问题的解释》。至今对于其效力问题仍存在争议。〔5〕(2) 根据法律规定,司法解释是对“在审判过程中对如何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进行解释”, 因此具有后发性和被动性。但实际中却存在着最高法院主动进行的司法解释,例如, 最高人民法院通过的《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通过的《关于适用刑法分则规定的犯罪的罪名的意见》,因此突破了司法解释的法律 3 规定。(3) 司法机关只能根据刑法条文的立法原意进行司法解释,如果突破立法原意, 则关系着对行为性质的罪与非罪的抽象界定, 而犯罪构成的抽象界定只能由刑法立法明确, 因此, 实际中突破立法原意的司法解释就是对立法权的侵犯。例如,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为人不明知是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双方自愿发生性关系是否构成强奸罪问题的批复》。刑法第 236 条第 2 款对于“奸淫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的,以强奸论,从重处罚。”的规定,其立法精神在于对“保护弱势群体”, 其根据罪刑法定的原则, 从条文本身体现出对“幼女”的特殊保护,并非由于疏忽而没有考虑是否“明知”和“自愿”, 因为“明知”有可能使许多罪犯漏网,“自愿”不符合“刑事责任能力”的规定。最高法院的这一解释突破了刑法条文的立法原意, 是不正确的。(4) 司法解释直接对刑法进行补充说明, 以司法解释之名行立法解释之实。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死刑缓期执行的期间如何确定问题的批复》直接对刑法第 51 条进行了补充。第三, 司法解释之间存在相互冲突的情况。(1)“两高”之间的解释冲突。例如, 在对刑法罪名的确定问题上, 最高人民法院通过的《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规定》与最高人民检察院通过的《关于适用刑法分则规定的犯罪的罪名的意见》之间就存在不一致的地方。(2) 同一解释主体参与制作的解释之间也存在矛盾。例如,在《关于地方 4 各级人民法院不宜制定司法解释性文件的批复》中否定了地方司法机关的司法解释权, 但在《关于依法惩处倒卖飞机票犯罪活动的通知》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盗窃罪数额认定标准问题的规定》中又赋予了地方司法机关司法解释权。导致刑法司法解释出现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有:1、立法上没有明确规范刑法司法解释的规定。例如, 1955 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解释法律问题的决议》最早确认最高法院享有司法解释权, 后见于 1979 年的《法院组织法》。 1981 年的《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中确认最高检察院也享有司法解释权, 但包括《检察院组织法》在内的其他法律并没有确认, 2000 年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 草案) 的说明》(虽然没有法律效力) 中则肯定了最高法院的解释权, 却否定了最高检察院的有法律效力的解释权,但在《立法法》中却没有体现。由此可见, 对于司法解释的主体问题法律上存在比较模糊,因而产生实际中解释主体的混乱。 2 、立法机关不能及时行使立法解释权,对于司法解释中存在的“越权”视而不见,不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