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记忆及其建构一项关于知青集体记忆的研究.doc

社会记忆及其建构——一项关于知青集体记忆的研究
王汉生　刘亚秋
摘要：任何个体化的叙述都不可避免地带有“社会文本”的痕迹,知青集体记忆正是通过知青个体化的充满张力的叙事而展开其逻辑的。通过叙事,知青“自我”意义和“群体”意义生成,是关于社会记忆研究的几个基本问题,即:记忆事件本身的特点问题;社会记忆研究中的社会动力学问题;社会记忆的机制问题。三者之间是相互关联的,在许多研究中还是一些相互缠绕的问题。事件自身特点以及情境因素是决定该事件能否成为鲜明社会记忆的一个重要因素,而如何面对其中的社会机制也是我们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
(二) 社会记忆研究的核心问题
在我们看来,社会记忆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记忆的再现。社会记忆尽管是以集体的形象出现的,但却是通过个人来传达的。哈布瓦赫( [ 1952 ]2002) 认为,只有作为集体成员的个体才能进行记忆。但是,这些根植于特定群体情境中的个体,是利用这个情境去记忆或再现过去的。而类似纪念仪式和身体实践这样的行为,往往成为记忆传承的重要手段(康纳顿,[ 1989 ]2000) 。
第二, “过去”与“现在”的关系。“现在”对记忆的保持或者消失具有重要影响:哈布瓦赫认为集体记忆在本质上是立足于现在并且是对过去的一种重构,他试图揭示现在的情势如何影响了人们对过去的历史感知。但是,我们应该看到,过分强调“现在”,可能会导致研究者忽略集体记忆所具有的确保文化连续性的功能。施瓦茨 (B. Schwartz ,1990) 指出,集体记忆既可以看作是对“过去”的一种累积性的建构,也可以看作是对“过去”的一种穿插式的建构。
保罗·康纳顿( [ 1989 ]2000) 进一步解释了文化连续性的功能。他一方面承认现在对塑造过去的不可忽略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强调过去对现在的“阴影”。他指出,我们对于现在的体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有关过去的知识。我们在一个与过去的事件和事务有因果关系的脉络中体验“现在”的世界。不仅“现在”的因素可能会影响(或是歪曲) 我们对“过去”的回忆,而且“过去”的因素也可能会影响(或歪曲) 我们对“现在”的体验。英国心理学家Frederic Bartlett 提出的“心理构图”概念也是针对记忆文化的连续性功能的,这个概念指个人“过去”的经验与印象集结所形成的一种文化心理倾向,也就是说,当我们在回忆或重述一个故事时,事实上,我们是在自身之文化“心理构图”上重新建构这个故事(王明珂,2001) 。
第三,记忆再现过程中的权力关系。现有的研究者基本上都认定社会记忆有建构的意涵,当社会记忆被赋予“建构”的意涵,那么对权力与记忆之间的关系做出解释是必要的。在一些学者看来, 权力在本质上操纵了记忆。福柯( [ 1976 ]2000) 说:“记忆是斗争的重要因素之一……谁控制了人们的记忆,谁就控制了人们的行为的脉络……因此,占有记忆,控制它,管理它,是生死攸关的。”
而遗忘作为权力运作的一个结果,成为很多研究者关注的焦点。遗忘有时被称为是“记忆的黑洞现象”(纳日碧力戈,2000) ,而在寻求因果关系的时候我们无形中要去掉一些东西。在这些学者看来,“被抹去的”就成了记忆中的“黑洞”。在强调记忆遗忘的学者看来,记忆本身存在于传统记忆的辩证法中,即记忆本身就包含了遗忘。他们指出,人们总是玩弄一种记忆来反对另一种记忆(德里达, [ 1988 ]1999) 。从过去到现在的运动过程,是过去“重获光明和重新开始生命运动”(波德莱尔语,转引自德里达,[1988 ]1999) 的过程,是一个权力运作的过程。
不过,在一些学者看来,在这个权力运作过程中,作为个体并不是无能为力的;相反,他还可以作为主动出击者。“反遗忘技术”概念将记忆与遗忘个体化,当忆时,市民反对的斗争(康纳顿,[1989 ]2000) 。如果说,这种反抗是群体化的、比较抽象层次上的话,那么,作为另一类反遗忘技术,诸如“忏悔”和“诉苦”则是非常个人化的。李猛(1997) 指出,反遗忘技术并不是“恢复过去”,也不能简单地称之为“重构”过去。“技术”意味着某种牵扯到学习、使用、变形的复杂过程。也许我们应该把“过去”的出现看作一个生产的过程,也就是说,社会记忆不仅受制于各种复杂的权力关系,同时,各种主观感受以及偏见也会影响人们对“过去事实”的选择和组织。社会记忆在一定程度上还是个体化和具体化的。
(三) 记忆的观看方式
记忆的个体化和具体化关涉到记忆建构过程中的观看方式问题。在探讨大屠杀的历史影响时,舒衡哲(1995) 反对抽象的历史记忆,她认为:“抽象是记忆的最狂热的敌人。它杀死记忆,因为抽象鼓吹拉开距离并且常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