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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四十五中]四十五前的那场雪
今日，南京起先下起了入冬以来的第一场雪，气温也一下降到了零下7度。我坐在装有空调的办公室里有些百无聊赖，看着窗外的雪，思绪亦像飘舞的雪花随风去到了一切能去的所在。我想起了几天前小弟的电话，想起了45年前的里，只要略微有点权力的都属当权派，都属要揪出来批斗一番的对象；不仅仅是有宿怨的，只要是看不顺眼的，即使是个草民，也可以拉出来示众的，更不要说像父亲这样有一点小权的当权派和那些戴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了。
一个雪夜，司令部里灯火通明，父亲在这里已经第几次挨斗我已经记不清了。那天，我在母亲的允许下去了一次父亲挨斗的会场，只见父亲站在一张农村常见的那种窄窄的长条凳上，颈项上挂着用铁丝栓着的大黑板，黑板上父亲那倒写着的名字被红粉笔再次打成了叉叉，就像那时候公安部门贴的布告中被枪决的犯人名字都被打了红叉叉一样，只不过一个还没有执行，一个已经被执行了。


父亲早年患有气管炎病，一到冬天就要犯，这是一次阑尾手术着凉落下的病根，事情也是发生在上世纪的一个冬季。
上世纪的冬天好像比现在要冷很多，批斗父亲的会场里没有任何的取暖设备，穿着厚厚棉袄的我都感到一阵阵的寒意透过了后背，但颈项上挂着黑板、站立在长条凳上的父亲的额头上却渗出了细细的汗珠，但在回答造反派的询问时，我还是听出了父亲说话时从喉管里发出的哮喘音。
我在早年写的一篇《姐姐的影子》的文章里，记叙了母亲给我讲的姐姐故事，但我的姐姐死得太早，随后母亲生的两个孩子也没能活下来。之后，父母就领养了一个和我去世的姐姐一样大的女孩，这个女孩后来就成了我的姐姐。我后来的这个姐姐也是苦人家出身，到我们家没几年，就嫁给了同村的一户人家。那天，我来到批斗会场的时候，姐姐也在批斗的人群里，起先她根本就没有在意我的到来，她在动容地听着造反派们对父亲的控诉，在随着造反派们呼喊着打倒、火烧、炮轰父亲的各种口号。当突然看到站在她身边的我没有跟着造反派呼喊口号，很不悦地问我为什么不喊打倒父亲的口号，我回敬她：为什么要喊？她却对我说：父亲现在是被打倒的走资派，肯定要与他划清界线。在批斗会现场，除了十足的火药味，已然不见了平常的人情和亲情，父亲在女儿的称谓里已成了他了，人心就像这寒冷的冬季，也已经跌入了冰点。


那年的冬季特殊长，下雪的时间好像也特殊长，等我没让姐姐说完就转身跑到家的时候已经似个小雪人了，我把在会场看到的姐姐在批斗父亲时的情景和姐姐跟我说的一席话讲给母亲听了，母亲一边听，一边静默地帮我拍打着身上的雪，什么话都没说，只是从这天起先，母亲就再也不让我去批斗父亲的现场了。尽管我那时候还小，懂不了多少分明的爱或憎，但至少知道一点父亲绝不是造反派说的什么坏人，更不是那种须要打上红叉叉的坏人。
渐渐地父亲对各种批斗会也习以为常了，对造反派们对他的血泪控诉显得很坦然。父亲曾对我说过，男人的头颅是用来顶天的。即使在被专政的岁月里，父亲也从来没有向造反派们低过头。当造反派要他低头认罪时，父亲说只认错不认罪，因为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