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试论我国开展人体总暴露研究的必要性提要 80 中代初,国外开展了人体总暴露研究(Total Human Exposure) 。这一研究把人作为环境污染物的接受着, 它弥补了目前污染物危害评价中的不足。它为控制污染物找到了新的途径,为键康风险评价提供了新的手段。环境保护的中心任务是保护公共健康和福利不受环境污染物的危害。公共健康常指的是人群, 而公共福利指的是非人口部分( 如生态系统) 。对于现行的环境管理来说,为了达到这一目的, 通常进行室外环境污染物浓度的观测, 并采取措施把污染物浓度降低到可按受的水平[1] 。以往,环境法规体系仅仅要求测量地球物理传播媒介( 如室外空气、河流、土壤) 中的污染物,而不是人群的实际暴露。传统的方法认为, 控制这些传播媒介中的污染物浓度到可接受的水平就能达到保护公共健康和福利的目的。 60 年代后期和 70 年代中期,人们发现空气污染物的人体暴露一一人体接触污染物的实际浓度一一与地理物理传播媒介中的空 2 气浓度有显著差异[] ,也找到了一种能精确定量人体暴露的监测手段[4] 。 80 年代国外产生了一种人体总暴露监测方法,这一新方法以已知的精度测定环境污染物的人体暴露[] 。 90 年代这一方法巳被用于完善健康风险评价, 和为真正基于风险评价的环境法规体系提供新的数据库。本文试图论述我国开展人体总暴露研究的必要性。 1 问题的提出 风险评价模型在人体健康风险评价中,虽然植物和动物在污染物到人体的输送过程中起一定的作用, 但评价的对象是人体。为了评价环境污染物对人体健康的危害,必须建立污染源到影响之间的关系。要保证评价的精度,必须考虑所有的污染物, 不应只限于传统的污染源( 烟囱, 废物出口, 有毒废物处理场等), 而也应包括非传统的污染源( 建筑材料,消费品等)。人体健康的风险评价模型包括以下五个环节[] ①污染源 3 ②污染物的输送过程③污染物的人体暴露④人体吸收剂量⑤污染物对人体的影响在这模型中,后一项依赖于前一项,即前一项的输出就是后一项的输入。因此, 如果缺少了某一环节, 就不可能正确描述污染源与影响的关系, 不可能正确评价污染物对人体健康的危害,也就不能决定控制污染源对降低风险的效应。以往的研究对前后环节研究较多,而对中间环节③、④研究较少。提起环境污染, 人们往往会想到传统污染源, 如厂区冒烟的烟囱、排污沟, 因此把大量的人力物力投入到传统污染源上, 现在大量的知识是关于传统污染源的, 制定的法规体系也是针对传统污染源的。另一方面, 对非传统污染源研究甚少, 这些污染物会通过非传统的暴露途径( 如室内消费品散发污染物) 到达人体。一旦确定污染源后, 注意力往往转移到污染物的输送过程, 4 这一方面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如污染物扩散模型, 污染物在河流、土壤、食物中的输送模型等。与前二环节相比,第五环节也受到了很大的重视,如动物成人的剂量反应关系, 一些空气质量际准就是根据这些研究制定的。但是作为风险评价模型基本组成都分的③、④环节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最近国外开展的人体总暴露研究可以弥补这一空白, 得到一个完整的风险评价模型, 使基于风险评价的环境管理成为可能。这一研究也帮助找出了很多非传统污染源。这些非传统污染源在现行的环境法规体系中是不会考虑的; 在公共健康方面,它们比受到控制的传统污染源危害更大[1] 。虽然把污染源同暴露乃至影响联系起来是很重要的,但即使把污染源同暴露( 不一定是影响) 联系起来也能为管理者、决策者提供大量新的信息。如果能建立某种污染物的污染源一一暴露关系, 就有可能找到经济有效的控制造径来降低暴露,达到降低潜在风险的目的。 目前大气监测站存在的问题大气监测站一般提供室外空气质量状况,但是其价为该地区人群暴露的代表程度是不清楚的[7] 。已有资料表明, 人们 5 有三分之二以上的时间,甚至 90 %的时间是在室内度过的[] 。据计算, 美国工人只有 2 %的时间是在室外度过的, 而美国家庭妇女只有 %的时间是在室外度过的[10] 。出于人们大部分时间是在室内度过的, 因此对室内空气质量的研究显得特别重要。国外人体总暴露研究表明,一氧化碳主要污染源是交通工具、室内煤气灶及职业性暴露。因此个人活动和 CO 室内浓度对个人暴露影响极大[] 对波士顿家庭的 NO2 研究表明[13], 冬/春、夏、秋三个断段的研究中,煤气灶家庭的所有微环境浓度高于电炊灶家庭的相应微环境浓度, 且变化范围广; 煤气灶家庭室内 NO2 浓度高于室外浓度, 而电炊灶家庭则相反。平均 NO2 浓度以厨房、起居室、卧室这一顺序递减。煤气炊家庭的平均 NO2 个人暴露接近于, 但稍低于室内浓度; 电炊灶家庭的平均 NO2 , 个人暴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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