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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随求陀罗尼咒经的流行与图像
李翎
中国国家博物馆副研究员
提要
对于佛教文化的研究，要著眼于事实，也就是将文献佛教与事实佛教分开。大随求陀罗尼咒经在唐代的流行，表明人们并不过多地关注经中其他的内容，而只是注意了它的护身功能苑出版社2000年出版，周心慧著《中成都“印卖咒本”、1976年西安“持金刚神”本、1974年西安出“吴德口福”本、1975年西安出“汉字印本”。
六紫禁城出版社2000年出版，李致忠著《古代版印通论》。
以上研究成果针对的文物，多是纸本，大多从印刷史的角度来讨论的。
笔者收集了现存的主要实物，基本情况描述并分析如下:
一1967年，西安西郊张家坡西安造纸网“工地唐墓出，现藏中国社科院考古所西安工作站。当时一施工工人在现场拾到一个长约4cm、直径约1cm小铜管，撬开封口后，发现铜管内有一纸卷，展开后发现是一保存较好的刻印纸本陀罗尼经咒。印经长32(5cm，宽28cm左右，构图呈“回”字，中心方框边长6cm，中内有图像，图像为一立姿左手持金刚神，伸右手抚一胡跪男子的头，左上角有如意云纹。梵文悉昙体咒经1 3行呈回字形排列，最外一周为各种羯磨，其中有形状与持金刚神手中所持相同的金刚杵。在纸本右侧有墨书“荆思泰”三字，这三字在梵文经咒中共出现有10次。材料载《考古》1998第5期，图版8。关于此咒经的年代讨论，在《考古》载论文中，提出宝思惟译大随求经在长寿2年的洛阳，与不空本相比要晚约50余年。这是不准确的。但作者的结论笔者基本同意。认为依据的是宝译本而不是不空本，也论证的比较充分。但通过持金刚神的金刚杵表现方式，笔者以为，此咒可能是本文所集10件中最早的1件。
二1974年，在西安市西郊西安柴油机械“工地唐墓出土梵文陀罗尼咒单张印本，现藏于西安市文管会。出土时此经咒置于死者佩带的铜臂钏内，呈方形，原大27cm X 26cm，印以麻纸，纸的中央有7cm X
6cm的空白方框，左侧墨书“吴德口福”等字。方框外围四周印以持明密宗典籍的咒文，四面皆1
3行，印文四边围以边框，内外边框间距3cm，其间印有莲花、花蕾、法器、手结印契和星座，版框最外围印以绢索。这些图案与隋唐之际持明密教菩萨造像所示相符。同时出土有规矩四神铜镜等。陕西考古学家韩保金先生通过对这批文物的研究，将此陀罗尼咒定为初唐(7世纪初叶)的印刷品。
三1975年，西安西郊冶金机械“工地唐墓出，藏西安市文管会。汉文单页印本。在边长35cm方形黄麻纸中心，有一5(3cmX
4(6cm的方框，内有彩色手绘二人像。方框外四周印以咒文，皆环读，每边各1 8行，行间有界线，咒文外有边框，框长29cm，边框外3cm宽的边上印有一周手结印契，共12种，中央方框所绘人物右侧出现经名。
此本虽有缺损，但仍能看出印本中出现唐代早期写本刻本中经常用的南北朝以来的俗体字或异体字。但经咒中没有武周制字，故潘吉星、韩保全等学者认为该印本应是唐中宗神龙元年(70
5)以后之物，其下限又定在西元758年有不空新译本之前，将其定为盛唐印本。构图呈“回”字，在画像右及下边，可见此经题目:
“佛说„„得大自在随„„神咒经”(材料公布题目为“佛说随求即得大自在陀罗尼神咒经”) :中心图像基本与上同，有残损，无法辨认有否持金刚杵，亦不见云纹。周围咒经以汉字书写。最外一周为莲花座上的各种手印。基本认定为盛唐本。
四1
944年，前四川大学校内，发现四座小型墓葬，其中之一为唐墓，出唐印纸本经咒，装于墓中骨架的银镯内，剖开银镯，纸已固结，展开后，小有破损。此纸本为31cmX 34cm，对角紧裹。纸为唐代的茧纸。印本构图仍为方形的回字，但中心方形内的主像变为一面八臂手中各执法器，没有世俗人物出现在其旁边。刻天城体梵文1 7周，咒文外又雕双栏，其中四角各刻菩萨像一，各边各刻菩萨像三，间以佛教供品图像。印本右边首题汉文一行:
“圆圆圆成都县口龙池坊口口口近卞口口印卖咒本口口口„„”等字，字体显为唐人书风。从雕版及所刻的汉字的字体来看，敦煌的印本(斯坦因所得“太平兴国五年”本)应较此墓中所发现者为晚。敦煌的刻本比较复杂精致，字体已具末代刻书风格。据此推测这一印本为唐末的东西。另外这一印本的可贵之处，在于提到了雕版及，印卖”的地方，这对于研究中国印刷史和佛教印刷物流通的中心，是一个难得的资料。
唐代先后有几次唐皇避难入蜀的经历。一是天宝15年(756)玄宗逃至成都居1年多，二是唐文宗(李昂)太和时入蜀，三是9世纪末，黄巢大起义占领长安后，僖宗(李俨)入蜀。这对于长安佛教信仰传人蜀都有极大影响。另外，9世纪时，四川刻书之风十分盛行，而佛教信众利用这种技术刻印经咒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印本上写有“印卖”字样，又发现于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