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汪曾祺散文文体与文章学传统季红真内容提要汪曾祺的散文属于丰富而驳杂的古典散文传统。他对散文情有独钟, 并赋予文化复兴的重要意义。决定汪曾祺基本人格修养的是儒家思想, 也熔铸了他文体意识的核心。他的散文以文体为纽带, 连接起绵延不绝的文化气脉。从这个文化的源头出发, 他理顺了文章学中“文气说”的一脉潜流, 开辟出自己的文章之道, 由内在的气韵到外在的文体, 然后进入散文风格的美学理想。汪曾祺在散文文体方面的建树, 从理论到实践, 沟通了中国文章学的渊源, 形成中国散文的重要传统。汪曾祺的散文,“郁郁乎文哉!”卓然海内大家。他自谦地说:“我写散文, 是搂草打兔子,捎带脚。”好像无心插柳, 紧接着的一句话却是:“不过我以为写任何形式的文学, 都得把散文写好。”可见他对于散文的重视, 看似轻松平易, 却是苦心经营。他一生的创作, 特别是早期和晚年的大量作品, 体现着一些基本的美学风格, 构成其文学的主要成就, 也充分流露他天真潇洒的性情。尤其是散文文体自由, 行云流水一样的冲淡平和, 自然流畅。即使悲愤为文,也是以含蓄节制的笔法点到为止, 不伤基本的文脉。比较而言, 早期的散文更个人化, 而晚年的散文更注重思想, 因此也更平实。他的散文内容之博雅, 遍及人文地理、草木生灵、历史文化、人物掌故、民俗风土、艺术文物……处处体现着他对世界的好奇, 对民族、对人类深挚的感情和对生活的热爱。体现着他独特的忧伤、内在的欢乐、谐谑与幽默。他在谈到小说创作时说:“小说当然是要讲技巧, 但是: 修辞立其诚。”这用在他的散文创作中, 也很贴切。一个性情中人, 无时无刻不以真诚的态度面对读者。而所有的内容又都容纳在独特的文体形式中, 看似随意的章法, 却关联着深广的文化背景, 溯通了中国文章学的多个传统。一中国是一个诗文的大国, 散文的传统可以追溯到先秦诸子, 而更早的源头则是《尚书》中的部分篇章。这个文体一出现就具有了双重意味, 区别于来自民间的原始神话、诗歌与歌舞, 作为官方的文献被纳入经的范畴; 区别于集体的口头文学, 它是文人个人创作的文字形式。这两个特点相互作用, 就形成了几千年来悠久深厚的散文传统。其间又有赋、史传等多种文体的差别, 有碑文、书、记、表文、哀诔等各种实用的文体。骈文与散文的分野与抗衡, 更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独特现象, 自魏晋开始延续到晚清, 无论倾向如何, 不少的文人几乎都兼营两者,激进如章太炎者也曾经作具有骈体文倾向的《哀山东赋》。至于制艺的八股文, 更是明清士子们必修的文体。服务于庙堂, 又体现个体的风格特征, 这两者相反相成, 制约着散文的发展。或者以“知言养气”,“原道、征圣、宗经”, 或者推崇言志, 从文气的标举到性灵的倡导一脉相承。“不以辞害文, 不以辞害志, 以意逆之”( 《孟子· 公孙丑上》), 则是一以贯之的基本精神。从对文辞、音韵到结构形式的极端重视, 到对于文体自然的呼吁, 也是一个长久互动的过程。文人创作逐渐远离庙堂, 形成各种新的文体, 笔记是典型。即使可以上溯到经的古老范畴, 但内容的演变, 也推动了散文文体的变革, 明清之际的小品文是代表。“五四”以后, 翻译了不少域外的散文, 影响了中国散文的发展。所谓“人的发现”与“文的自觉”、“个性解放”的潮流中, 诞生出一代卓越的散文家, 鲁迅的浓烈沉郁和周作人的冲淡平和, 是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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