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楹联的审美表征及美育启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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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徽州楹联教化性的生成是基于其本身的审美性。徽州楹联的审美性体现在总体布局的秩序之美、形式上书法美学、内容上文学性三个方面。作为“寓教于美”的典型案例，徽州楹联对于法辨认出楹联上的文字内容，但他却可以对楹联进行欣赏，这时他所关注的对象便是文字符号本身。徽州楹联文字符号之所以具有观赏性，是由于它是审美的，这一现象得以产生的根源在于其存在方式———书法。书法是中国特有的艺术形式，生于斯、长于斯，伴随着汉字的不断演化而不断进展，丰子恺先生称其为“最高的艺术”[2]，由此可见其在中国传统艺术中的显赫地位。徽州楹联便是依凭书法而存在的：门庭柱子上的楹联，首先依据柱子弧度制作弧形木板，然后再将文人书法雕于其上，然而再垂直固定在柱子之上；中堂之上的楹联，一般便是在宣纸上直接书写，经过装裱后再悬于中堂。徽州楹联的书法创作主体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徽州本地的文人士子，一类是途经徽州的文人墨客。前者书写的楹联至今保存较多，是今日徽州楹联的主要部分；后者书写数量较少，但由于多为历代文艺的知名人物，故其艺术价值更高；两股创作群通过多样的体式，共同构筑起徽州楹联中异彩丰呈的书法景观，也为后人的书法学习供应了临摹的范本。通过与书法的奇异结合，楹联在楹柱上的发挥有了更加多样和美感的表现。或因建筑的功能，如宗庙、学堂、风景亭台，字迹或庄重、或秀致、或飘逸。学者王琼说的好：“它们（笔者注：指徽州楹联）与中国书法奇异地结合在一起，集中国书法草、隶、篆、行之大成，博大精深，韵味无穷，或以雄沉劲健、雍容端朴见长，或以俊秀潇洒、温婉流丽为胜，皆给人陶然兴会的雅逸美感”[3]。除此之外，需要指出的是徽州楹联形式上的书法美学显现并不是单一的，它其后还蕴含了徽州的“三雕”之美、彩绘之美、装裱之美等等；宁毋说，徽州楹联的形式之美，是以书法之美为主，汇合其他多种技艺的审美集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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楹联是否属于文学，对于这一问题学界至今没有统一的定论，这从不同版本的中国文学史教材中便可以得到体现：由袁行霈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虽没有设特地章节争辩楹联，而由郭杰等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话》（吉林人民出版社）清代卷中则专置文字叙述“楹联文学”，由此可见学界对楹联文体态度之一斑。楹联是否为文学，这不是笔者论述的重点，但是无可置疑的是，楹联在内容上存在文学的因子，因此对于楹联的争论不妨将“文学性”的概念引入。关于楹联的文学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句式上声律的要求。楹联在语言结构以及句法形式上要求创作者留意赐予楹联平仄、声律、工整的外在形式，由此形成猛烈的节奏感，从而体现出一种声韵相谐的和谐美、平仄合律的平衡美以及对仗工整的对称美。璜田乡胡埠口吴氏宗祠贤德堂中“祖功宗德流芳远，子孝孙贤世泽长”一联便是典型的尾字押韵，读起朗朗上口。其二，是语言修辞技巧的综合运用。大多数楹联虽形式短小，篇幅不长，但却表达手法多样，比方、拟人、用典、烘托、反复、嵌字等修辞均有运用，使楹联呈现出虽短小却极富感染力生动力的艺术效果。例如休宁怀古书院中“山郭翠成围，春吐日月；松风净无洗，拂拭图书”一联，便运用了拟人的手法，以“吐”、“拂拭”二词表现春与松风的无限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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