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青年关于抗震救灾的思考_3.doc

1 一个青年关于抗震救灾的思考在这次抗震救灾中, 80后“终于”获得雪耻恶名的契机。 80 后作为一种似乎获得承认的命名,经常是娇生惯养、自私自利、特立独行等负面形象的代名词,尽管以韩寒、郭敬明、春树等青少年作家为 80 后的代表首先在市场的意义上获得成功,姚明、刘翔等体育明星也被划归 80 后,但是 80 后并没有能够摆脱不负责任的“温室里的花朵”的想象, 但是,通过这次抗震救灾,正如美国的《国际先驱论坛报》(5月 21 日)所说: “四川地震固然是一场悲剧,或许它也带来了一些好处。它有助于消除一个偏见: 中国新一代学生都是自私的物质主义者”。 80 后不仅踊跃参与献血、捐钱捐物,更以个人或志愿者组织的形式赶赴灾区直接参与救灾, 其中韩寒, 作为 80 后的“杰出代表”——以反叛学校体制而成名的小说作者、赛车手,同时也是最先获得 80 后命名的人物之一——更是身先士卒, 第一时间赶赴灾区( 据说推掉了一些代言活动)。与这些 80 后的“明星们”稍有偏差的是, 参加抗震救灾的解放军、武警部队、医疗队中也有许多是 80 后,“ 80 后志愿者成为四川抗震救灾志愿者的中坚力量”,教育部也对“ 80后”在抗震救灾中的出色表现给予表扬(尽管 2 教育部把 80 后的表现归功于校园里的政治思想教育),香港的《南华早报》也说“爱国主义重塑‘ 80后’一代”。这种对于 80 后的正面评价,并非始于这次大地震,而是年初南方雪灾中, 80 后已经获得积极参与救灾,到了三月份“反藏独, 护圣火”的活动中,“ 80 后的爱国情”被极大地激发出来, 尤其是海外的 80 后们,“从‘反藏独’大签名,到 msn ‘爱中囯’红心大联合,再到‘ N ’网站的创建,这种团结意识、爱国情操和首创精神不禁让人对‘ 80后’刮目相看、肃然起敬! ”,有“‘ 80后’领导全球爱国行动,中华后继有人”的盛赞,似乎在灾难中 80 后终于“长大成人了”,或者说“ 80 后终剥去‘妖魔化’外衣: 被赞已走向成熟与理性”, 这种叙述的逻辑支撑是,备受指责的 80 后不过是未成年人(“不懂事的小屁孩”) ,而经历了某种“考验”/ 磨难, 80 后成为了法律、社会意义上的主体( 有责任、有担当、有理性的人,准确地说男人) 。在一篇《成熟,就意味着担当》的帖子中,网友总结地震发生后“ 80后”变化: 变化一: 以前不怎么看中央台一套; TV 1 不换台。变化二: 以前心情为股票涨跌起起伏伏; 现在恰好买的股票涨停,但就是兴奋不起来。 3 变化三:以前并没发现自己和周围人有多爱自己国家;最近发现自己其实爱死她了。变化四: 以前晚上有空就去逛街、和朋友泡吧、K歌; 最近没这个心情了。变化五: 以前总觉得做白领好累、压力大, 有很多事情要烦;最近发现还是关心灾情占了很多的时间。变化六:以前很担心我们国家万一遇到类似 70 年前的日本侵略, 会心不齐, 没有凝聚力; 现在发现自己是瞎操心。变化七: 以前和谁都客客气气, 现在对不关心地震的同事;划开了界限,觉得不是一路人。(读者可检验以上变化,看自己符合哪几条。) 在这里,这种成熟的“主体”有具体的所指,就是一种“爱国情”, 恰如“ N ”网站的创建者说“如果没有国家就没有我们的幸福生活”, 如果说这种爱国情, 在三月份的“爱中国”红心大联合中, 还会出现被指责为民族主义的杂音(民 4 族主义成为一个负面修辞本身是意味深长的, 作为以民族国家为核心单位的国际秩序, 无论怎么说, 民族主义都是其认同的基本或有机组成部分, 如果说民族主义被扭曲成一种排外的、自我封闭的、乌合之众的代名词,那么如何讨论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现的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合法性呢?或者说对民族主义的妖魔化本身,是不是对这段历史的一种负面书写的一部分呢? ) ,那么到了抗震救灾中, 80 后的爱国情就很少被指责为一种受到国家动员/ 煽动的民族主义情绪了, 反而不自觉地把 80 后从“特立独行”的个人或个人主义姿态(有时候这种姿态也被解读为一种社会的抗争, 如 2004 年2月,《时代》杂志将春树作为封面,把春树、韩寒、满舟和李扬这四个中途辍学、性格叛逆的年轻人作为中国“ 80后”的代表, 他们是中国的“垮掉的一代”及嬉皮文化的代表)转变为或整合为与中国(国家/ 政府/ 社会)或祖国高度认同的主体的变化作为 80 后的自觉、自愿和成熟,而不是政府的宣传/ 动员( 煽动/ 收编), 可以说, 这种主体位置的转移, 与其说是一种阿尔都塞意义上的“个人与社会的想象性关系”的调整, 不如说是葛兰西的霸权( 文化领导权) 又一次发挥作用的时刻。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在危机时刻, 或者说动员的时代里, 个体是如何被主动地、自愿地吸纳到国家、民族、祖国等认同之上的, 就连似乎被认为是在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