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钟鼓楼》看八十年代北京的文化记忆与想象.doc

从《钟鼓楼》看八十年代北京的文化记忆与想象
徐 洪 摘要: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北京城内的普通市民们在社会变革的大潮中,既坚守着传统文化的记忆,又沾染了新文化想象。这部写于1983年的长篇小说《钟鼓楼》,就像一幅冬至版的“清明上河图”面上听上去全是擦着天的高档货,足以让外人眼红,可实际上都是便宜的“处理品”。她在同薛纪跃买录音机时,售货员也曾劝过他们:“干吗要四喇叭?买个俩喇叭的‘三洋’,听着比你要的这个不差,既经听,又省钱……”可是,潘秀娅才不顾是否实用,她所购置的东西必须都得说出去最中听最让人羡慕,用一句北京的俗话来讲,简直是“打肿脸充胖子”,要不然,太“丢份儿”。在婚礼现场出现了雷达表和“汤封”失窃事件后,新郎的父母却不敢张扬,更不敢立时去报案,丢失钱财不要紧,在亲朋好友面前丢了“面子”可就让人笑话,为保全“面子”,即使失去最佳报案时间也在所不惜。因为“面子”这个词对于北京人来说并非仅指人脸部上的那薄薄的一层,而是一种必不可少的习惯,是一个有着复杂意义的综合名词。北京人的许多做法,表面上说是图吉利,实际上就是爱面子、讲排场,作者将北京人的那种“小市民”情怀尽现无遗,悠久的历史文化,带给了北京人独有的“官样”记忆。

二、文化想象:“糊涂”的观念

八十年代初期,虽然京味小说中的北京的文化身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明确倡导,但同时,随着时空的流转,这也是北京这个古老的帝国都市最为真切地面临着丧失其历史和文化标识的时期,《钟鼓楼》不仅真实地反映了北京的传统文化记忆,还参与到对这一文化古都未来想象的思考。郑板桥曾云:“难得糊涂”,是的,糊涂是一种高雅的人生境界。郑板桥的“糊涂”是自愿的“糊涂”,也就是“装糊涂”,而心里有数,可书中的许多青少年的糊涂却是被动的糊涂,不得已的糊涂,就像小说中的那个“问题”青年姚向东,他出生在“文化大革命”爆发的那一年,在他上幼儿园的时候,阿姨们教给他“打倒叛徒内奸大工贼”的歌谣;在他小学快毕业的时候,老师们又给他讲刘少奇爷爷的丰功伟绩。在“开门办学”的日子里,他参加了“迈社会主义步,堵资本主义路”的活动,而在初中毕业前夕,老师又开始批判极“左”路线对农民合理愿望的粗暴践踏……原来社会向他们灌输“爱情”和“金钱”是可耻的观念,而当今社会上却充斥着无处不见的“爱情”,并且通过对“万元户”的宣传,使他懂得了钱越多越光荣的道理,可怜像姚向东这样的同龄人,他们小小的年龄,贫乏的经验,尚未发育完全的中枢神经系统,却要承受如此稠密、戏剧性的转折,他们只能被动的糊涂。许多像姚向东似的青年的人生价值观是非常糊涂的,对于一个心智没有发育完全的人来说,任何一个观念的形成都是突然间的事。姚向东之流的本性并不坏,却又分不清怎么做是对的,为什么是对的。突变的社会风气,让他们找不到真正的偶像,让他们失去了评辨是非的能力,加上许多父母没有及时地对自己的儿女进行教育,导致许多青少年迷失了自我,在快速发展的社会中的徘徊。

三、记忆想象的交汇:“忍让”的传承

作者刘心武凭借着对北京的文化与文化的北京的深知熟识与恰切把握,艺术地揭示了古老的北京的风俗韵味。老北京的老市民身上散发着类似古董光色的一些人格内容,例如书中的荀兴旺师傅,他应该是北京老市民的典型代表,我们在他身上时时能看到“忍让”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