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处是田野？.doc

何处是田野？
黄剑波 【摘 要】田野工作对于人类学来说已经超出了研究方法甚至方法论的意义。许多人类学家认为田野工作是人类学区别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的唯一特征。本文将人类学田野工作放在西方整个现代社会科学发展的过程来考察,提出对人文世te)。斯托金认为,田野工作是“成为人类学家的前期必备训练”,而且田野工作远远超出了作为一种方法的意义,而是“人类学家以及人类学知识体系的基本构成部分”④。换言之,倘若一个声称在作人类学研究的学者却没有做过田野工作,那么他的研究在人类学意义上就比较可疑了,甚至其个人作为人类学者的身份在同行圈内也会受到质疑。且不论将田野工作提升到这样的高度作为一个学科来说是否合理,我们先来做一番历史考古的工作,看看田野工作这个概念及其实践源自何处,又是如何一路演变而获得如今这样的地位。
田野调查作为一个学术词汇首先被博物学家所使用,动物学、生物学、地质学等当时已经广泛进行“野外作业(field work)”,之后才逐渐专业化,形成各自独立的学科。后来,哈登(A. C. Haddon)将“田野概念”引入人类学领域,他1898年在托雷斯海峡进行第一次田野调查时,就是“为了研究动物群、结构以及珊瑚礁形成的方式”,⑤所使用的仍然是自然历史学的术语⑥。事实上,最初的人类学研究大概可以归属于一种研究早期人类的自然科学,而且当时做田野调查页就意味着从事自然历史的研究,其研究对象乃是聚居于某个具体区域的尚处于“自然原始状态的原始人类”。与哈登很类似,博厄斯1883年到巴芬岛进行首次田野调查时,所使用的则是其接受的地理学训练。简言之,19世纪末期英国学界沉浸于维多利亚时代的向外扩张的乐观主义氛围中,非常鼓励个人对异文化的实地考察。尽管后来这些自然学科开始分化,但是这些新分化的领域仍然继续共同关注田野调查。
有意思的是,田野调查的兴起与社会阶层地位的变化似乎存在着某种共谋关系。在19世纪早期,主要来自贵族阶层的知识精英是不屑于自己去进行田野工作的,认为那是一项不文雅和体面的活动,是地位低下的没有技能的人所从事的工作,而他们自己所从事的则是表述解释自然多样性的理论工作。而且,19世纪自然标本的商品化以及摇椅上的学者与其资料的提供者之间单纯的商业关系使得绅士阶层更加轻视田野调查,似乎收集者充其量不过是一些有成就的手工制品商人⑦。但是,到了19世纪末期,随着大学体系的发展,这种情形完全被颠覆,追求实践目的的经验研究得到了空前的重视,摇椅上的理论家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批评。科学教育的最佳地点被认为不再是演讲厅,而是直接调查的现场,无论是实验室还是田野点。田野调查者指出,摇椅上的理论家对科学训练和他们推测的事物的个人经验方面一无所知,无论遇到什么经验材料他们都没有能力去辨识其意义。进入20世纪后,这种趋势进一步得到发展,在人类学领域中,泰勒、弗雷泽等早期学者被贴上“安乐椅上的人类学家”的标签而成为笑柄。





总之,尽管如今的人类学在追述其田野调查方法的形成之“创世纪”时几乎都会将之归功于马林诺斯基所推动的“田野调查革命”。但是事实上,在他之前已经有一些学者在实践和倡导田野调查了⑧。在英国有哈登和里弗斯,在美国则有曾在印地安人中调查的摩尔根,以及斯库克拉夫特(Henry Schoolcraft)、库辛(Frank Cushing)等人,当然博厄斯被公认为是最为关键的人物。更为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承认,田野调查方法也绝不是人类学的独创,而是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所有自然历史科学发展的一部分⑨。

二、作为地点的田野

长久以来,出于一种自然主义的理想,“田野”一词带有强烈的地域性(geographical)色彩,即人类学的田野工作应当象其他田野科学一样,其研究对象是在“自然环境”中,而研究者则是在这个环境中进行直接观察。而这也就在客观上使得人类学的研究具有了某种离开自己所在的地方或“家乡”的内在必要性,似乎只有远赴异邦他乡才能算是进入“田野”,才能体验到文化的差异性,才能进行参与观察式的田野工作。
在人类学发展的早期,这种远离意味着要离开欧洲白人所熟悉的社会和文化,而到美洲新大陆去,或是到非洲、亚洲的殖民地去。这种强调甚至形成了与几乎同时发展出来的社会学某种意义上的学术分工,即社会学研究的对象是“自己”的社会,人类学所研究的则是“他者”的文化⑩。直至如今,“田野”这个词仍然具有一种强烈的言外之意,即一个远离都市的地方,而所谓“下田野”则意味着到农村、草原或荒野等地方去,总之是更为接近“自然”之处[11]。实际上,这种“异邦与家乡”和“乡村与都市”的二元概念本身有一个隐含的假设,即研究者对于家乡和都市是“熟悉”的,而对于异邦和乡村则是“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