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改革的具体方案，并对这套制度充满了自信，“立经纪，轻重同得。后可以为万世法程，虽有愚幼不肖之嗣，犹得蒙 业而安〞("贾谊传"〕。即认定以制度治国可以弥补“人治〞的缺陷，这是他的理性追求。他的制度设计，不似后世儒者的迂腐，而颇有熔铸礼法为一的务实色彩。正如镇的判断，贾谊等人“所关注的是在‘法令’、‘刑罚’之外，再建立一套‘礼’的制度，形成以‘礼’为主、以‘法’为辅的制度体系〞。可惜的是，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局限，特别是一批身居高位的军功权贵的坚决反对，贾谊的主无法得以实施〔"贾谊传"〕。汉初的因循静默之风，可以导致社会秩序的恢复，促进经济的开展，但在制度建立方面乏善可。荀悦说过一句耐人寻味的话：“圣王之制，务在纲纪。……汉初国家简易，制度未备。〞〔"孝文皇帝纪"上〕这是对汉初政局特点的准确归纳，遗憾之情溢于言表。
公元前141年，汉武帝即位。他所面临的形势是“汉兴六十余载，海艾安，府库充实，而四夷未宾，制度多阙〞〔"公弘卜式儿宽列传"〕。他继承了“文景之治〞的全部历史遗产，其中，既有社会稳定、人心归向、经济富裕的优势，也有制度有缺、国家控制能力薄弱的遗憾。“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那么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当此之时，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舆服僭于上，无限度。〞〔"平准书"〕可见，制度的不完备，已经构成了对统治秩序的潜在威胁。因此：推进制度建立以改变汉初的因循局面，就成为汉武帝必须承当的责任。
董仲舒应时而出，倡言必须变革国家制度，才能真正到达天下大治：“当更化而不更化，虽有大贤不能善治也。故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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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传"〕所谓“更化〞，就是改革。在强调“以孝治天下〞的汉代，对祖宗的成规遗意，后人只有遵守的义务，而无变更的权利。而董仲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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