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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红的童心书写与意义生成
一、儿童式的叙述语气
萧红的作品并不属于“儿童文学”①,但是在她的作品中,却时常能见到“童心”式的书写,这类书写大多是由萧红对于童年的回忆构成,因此支撑起了萧红作品中的“童年世界”。人们用清新人式的语言来改写并且去掉“了”字,很可能会写成:“刮风时榆树发出啸声,下雨时榆树仿佛在冒烟,太阳出来时榆树的叶子在发光。”在后一种语言体系中,叙述的中心在“榆树”,表现的是榆树在不同自然情况(风、雨、太阳)下的不同形态,榆树作为描述的对象,或者说被观察的客体存在着。而在萧红的叙述中,榆树不是潜在的主体观察和描述的客体,“风”“雨”“太阳”也不仅是为了形容榆树而出现,“风”“雨”“太阳”和“榆树”在同一空间独立存在,并且指向自身。引文中的第二段,这种倾向更加明显:“花开了,就像花睡醒了似的。鸟飞了,就像鸟上天了似的。虫子叫了,就像虫子在说话似的。一切都活了。都有无限的本领……我玩累了,就在房子底下找个阴凉的地方睡着了。不用枕头,不用席子,就把草帽扣在脸上就睡了。”在这一段中,所有的“的”字都将表达的对象拟人化,因而将“了”字所表现的那种独立存在、指向自身的作用进一步强化。在“花开了……鸟飞了……虫子叫了……我玩累了……”中,“我”和“花”、“鸟”“虫子”处在同一层面,互相都是自由的个体,互不干扰。这是儿童式的“泛灵心理”,即认为一切都是有生命的个体,只有拥有这种儿童思维,才能够写出如此富有灵性的句子。田晓雨:萧红的童心书写与意义生成湖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9年第2期 第32卷第2期 其次,萧红对“了”字的使用,还体现了儿童对于語篇的描述。例如在引文的最后一段中(我生的时候……至于那磨房里的磨倌,至今究竟如何,则完全不晓得了。)“了”用来表示每一个话语链的结尾。“儿童在大段独白言语活动如讲故事、陈述某一事件时经常使用语气词‘了’,语义上表示事件的结束、状态的改变等,语用上‘了’的使用就表明了某一话题链等的结尾。[2]”并且在这段描述中,所有的话语链都围绕着时间的流逝展开。
萧红的儿童式的叙述语气,构成了萧红特有的“新方言”。
二、 精神实质上的“童心主义”
萧红的叙述语气是儿童式的,而由这种儿童式的叙述语气承载起来的是萧红作品中时时流露出来的“童心”(《家族以外的人》《山下》《孩子的讲演》《小黑狗》《商市街》),这种“童心”在萧红小说和散文表现为儿童化的叙述语气和心理描写,而作为一种“童心主义”的倾向,最明显地表露在她的《呼兰河传》中。《呼兰河传》虽然不是儿童文学作品,但是作品中流露出的鲜明的“童心主义”倾向,却值得纳入儿童文学的视野中去考察。从作品的篇幅上来看,作品的第一章,第二章采取了成人的视角,第三章到第七章却始终贯穿着“我”的儿童视角。可以说,儿童视角是《呼兰河传》的一大支柱,它支撑起了《呼兰河传》中的“儿童世界”,“儿童世界”的孩童用一双纯真的眼睛观察、探索、甚至批判着“成人世界”。
例如在后花园中“我”和“祖父”:“祖父戴一个大草帽,我戴一个小草帽,祖父栽花,我就栽花,祖父拔草,我就拔草。当祖父下种种小白菜的时候,我就跟在后边,把那下了种的土窝,用脚一个一个的溜平。”萧红笔下的“祖父”是一个理想型的家长,他既能够理解作为孩童的小小的“我”,又充满包容与爱,教导着“我”。
《呼兰河传》还触及到了儿童对于死亡的认识,对于未来的探索。“祖母”死了的时候,人们都忙着为“祖母”举办葬礼,而“我”不知不觉,还在后花园里玩着,这时后花园下雨了,于是“我”掀起了一个空的酱缸,自己钻了进去,像坐在了一间小屋里一样,后来,我开始顶着这缸帽走,“我顶着缸帽子,一路摸索着,来到后门口,我是要顶给爷爷看的。我家后门坎特别高,迈也迈不进去,因为缸帽子太大,使我抬不起腿来。好不容易用手把腿拉着,弄了半天,总算是过去了,虽然进了屋,仍是不知道祖父在什么方向,于是我就大喊,正在这喊之间,父亲一脚把我踢翻了,差点没把我踢到灶口的火堆上去。缸帽子也在地上滚着……等人家把我抱了起来,我一看,屋子里的人,完全不对了,都穿了白衣裳。再一看,祖母不是睡在炕上,而是睡在一张长板上。从这以后祖母就死了。”“祖母”不再睡在炕上,而是睡在一张长板上,这便是儿童对“死亡”的认知,简单而深刻。萧红还看到了儿童不得不长大,不得不走向一个未知的、跌宕起伏的人生,最后至于死亡的悲剧性:祖母死了,而“我”在长大,生死循环,“我”因为祖母的“死”有了更多的玩伴,他们带“我”到“我”从未去过的街上,“我”想:“是不是我将来一个人也可以走得很远?”他们带“我”到呼兰河畔,“我”看向了河对岸,“似乎没有人家,而是一片柳条林。再往远看,就不能知道那是什么地方了,因为也没有人家,也没有房子,也看不见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