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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必武清廉一生
董必武清廉一生
王观澜,延安时期曾任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副书记,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农业部书记,农村工作副部长。他曾在回忆董必武时总结说:“董老的品德,董老的学问,他追求真理的态度,他革命到底的热忱,他艰苦朴素的作风等等,都值得我们学习,更值得青年一代学习。”
在中央苏区,董必武是最高法院院长,但他的生活与红军战士和一般干部同样艰苦,没有任何特殊。那时为了节省粮食,干部都是吃“包子饭”,即在蒸饭前把每个人的口粮定量装在一个小蒲草包里,煮熟后每人发一包。董老和毛泽东、林伯渠、谢觉哉、何叔衡等每人都是一包,没有哪个多占。
长征到陕北后,董老任中央党校校长。他同一般工作人员一样,吃煮黄豆、黑豆,小米饭,喝白菜萝卜汤。公家每月发给董老5元钱,他还节省出一部分交党费。在兼任抗大二期四大队政委时,他工作十分繁重,但生活上仍然非常艰苦朴素。大部队有3间房,他和时任中华苏维埃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作战局长聂鹤亭各住一间,警卫员住一间。他室内只有一张木桌、两条板凳、煤油灯和笔砚等物,炕上是随身铺盖,替换的衣服装在布袋内,睡觉时当枕头用。后来,分给董老一匹马,但他坚持不用,交给大队驮运粮食。
1937年9月,国共两党实现了合作抗日,董老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由警卫员邱南章陪同赴武汉。为了不暴露身份,到西安以后必须换装,要打扮成国民党统治区绅士模样。所谓绅士模样,即身穿长袍马褂,头戴礼帽。而长袍马褂的质量和样式是多种多样的,有丝绸的,也有普通布料的。礼帽也分等次,上等的10元钱一顶,下等的3元钱一顶。当时,有名望的绅士都身穿丝绸长袍马褂,头戴上等礼帽。
邱南章想,董老是党的元老,过去在武汉是政界显赫人物,这次代表党中央出来要同国民党政界的高层人物打交道,还免不了要同外国人交往,穿戴总得像个样子。他把这个想法说给了董老。董老听后坚决不同意,告诉警卫员只买一顶3元钱的礼帽、一双普通皮鞋,一身普通布料长袍马褂。
邱南章仍坚持自己的意见,说:“这怎么行呢?共产党不比国民党低贱。”董老笑着耐心地解释说:“南章,我们共产党人是要革命,不是摆阔气。同国民党比,要比抗日,比谁是真正为中国老百姓谋利益,比谁能得到广大劳苦大众的拥护。我们不是做‘长命’绅士,只要扮演一个舞台‘绅士’,穿戴得像个绅士样子上台能应付就行了。我是个特殊的演员,不能混同那帮国民党官员。”在董老的要求下,邱南章给董老买了浅蓝色布长袍、黑色马褂、最便宜的礼帽。这套行装,董老穿戴了很长时间。
1945年4月中旬到11月中旬,董老代表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区人民,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飞赴美国参加联合国制宪大会并从事外事活动。他在美国度过的半年时间中,仍是一切从俭,精打细算,把节省下来的钱为在延安的党中央购买了急需用品。
在红安县的董必武纪念馆,收藏着董老当时亲笔记下的一份《赴旧金山会议收支账目单》,其中三项:董捐生活费美金壹仟贰佰陆拾元整;董捐交际费美金贰佰元整;董交制装费美金壹仟壹佰捌拾伍元整。
以上三项共计2600多美元,董老都作了公用,从美国为《新华日报》采购了先进的印刷机;和章汉夫、徐永瑛印了《中国解放区》实录,用英文出版了5000本,向世界各国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政策和解放区在经济、政治上的建设成就,影响很大;还买了打字机、留声机和英语唱片。这份收支账目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