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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
·语言学卷·

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编

潘悟云邵敬敏主编

上海
总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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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社会科学,肇始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经过一百年的风
风雨雨,它已经成为中国现代文化的主体,它所积累起来的关于现代中国
及其历史的新知识系统,同一个世纪以来自然科学积累起来的新知识一
起,构成了中国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甲午战争失败后,维新变法运动应运而生,社会学、政治学、教育学、哲
学等由此萌发。八国联军之役后,革命和立宪勃兴,民主、共和、宪政成为
志士仁人的主导诉求,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学、新闻学一一初步成
型,传统的史学、文学等,也开始了所谓“史学革命”、“小说革命”等。“五
四”爱国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后,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已经大体建立起来。“九
一八”事变以后,特别是“七七”事变以后,日本军国主义妄图一举灭亡中
国,中国社会科学则在危难的考验中迅速向前发展。新中国成立后,中国
社会科学借鉴和参照苏联方式,建立了相应的教学科研体制和学科结构。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面对经济社会发展落后于世界及周边许多国家和地区
的新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再一次调整了自己的发展路向,从而实现了自身
的全面发展和普遍繁荣。
中国社会科学成长之所以如此迅速,是因为中国拥有数千年延续不断
的丰厚的学术文化积累为其底蕴,同时,又积极而主动地广泛吸取了世界
各个国家精神生产的优秀成果。更为重要的原因在于,它从诞生开始,便
立足于中国社会大变动的实践,投身于中华文明转型和中华民族复兴的伟
大运动,在这一基础上努力发现与创造。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全
过程,就是它将自己的命运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融合在一起,面对种种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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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性的与世界性的挑战,努力探索、努力进取、努力再创造的过程。
一个世纪来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了强
大的精神动力,造就了坚实的精神支柱。在这一百年中,中国社会科学经
历了三次大规模的对先行学术、思想、文化的重新估定。每一次重新估
定,不仅带来社会科学一次大的飞跃,而且带来一场普遍的思想解放,带
来民众素质的一次广泛提升。事实上,重新估定至今仍一直在持续之中,
这就造就了中国社会科学与时俱进、先进性及多样化相结合的品格。
第一次重新估定,是对于在学术、思想、文化领域内占据绝对支配地位
的传统经学乃至传统儒学的重新估定。康有为曾用进一步神化孔子、把孔
子打扮成托古改制的通天教主办法,来否定两千年来所尊崇的经学、儒学。
章太炎则用“订孔”的方法,将孔子定位为功勋卓著的古文献整理和保存
者、具有开创性的历史学家,将“经”定位为由孔子整理和保存下来的一批
古文献。他们从不同角度引导人们对传统经学及传统儒学重新加以审视。
这一重新估定,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达到高潮。“打倒孔家店”的口号,
标志着传统经学与儒学的统治地位已经严重动摇。这一次对传统学术、思
想、文化的重新估定,和科举制的废除、新式教育制度的建立相配合,结束
了“读经”为教育首要甚至最高使命的历史,解放了因“独尊儒术”而长久被
压制的中国古代学术、思想、文化等大量的其他资源,包括被视为异端的诸
子学说,被视为“雕虫小技”而从来不受重视的古代科学技术成就,被视为
不可登大雅之堂的俗文学作品,内容极为丰富的佛学思想资源等等;儒家
学说本身也得到较为客观的梳理,特别是孔孟程朱之外各派儒家学说,得
到较为公允的评价。尤为重要的是,人们由此开始摆脱了传统的“经传注
疏”式思维方法和治学方法,挣脱了除去只能为经作传、为传作注、为注作
疏,此外再也不能有所作为的精神束缚,获得了了解东西各国学术、思想、
文化成果,独立进行探索、思考、创造的广阔空间。当然,经学的影响并不
会因此而终结,传统的“经传注疏”式思维方法和治学方法也没有就此而
不再为人们所依循。在重新估定各种传统学术、思想、文化等资源时,粗
疏和形式主义之处甚多,甚至使用新的“经传注疏”方法来取代传统的“经
传注疏”方法。尽管如此,这一次重新估定所带来的思想解放,却是无可
否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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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重新估定,是对于中国人曾经热切憧憬过的十七、十八世纪以
来西方学术、思想、文化及西方主要国家发展模式的重新估定。当中国人
开始以西方为师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已经勃兴,资本主
义的各种内在矛盾已经明显暴露,对于资本主义的批判日渐广泛而激烈。
二十世纪初,一批立志使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先进中国人,已经接触
到社会主义思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