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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非乐”之“乐”
赵鑫摘要:墨子的非乐论是其针对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坚持的礼乐制度而提出的观点,目前学术界对其有否定、认为有现实合理性等三种态度。通过辨析“音”“声”“歌”的含义并追溯“乐”的根源不难看出,墨子认为用来体现等级的、繁琐的儒墨子“非乐”之“乐”
赵鑫摘要:墨子的非乐论是其针对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坚持的礼乐制度而提出的观点,目前学术界对其有否定、认为有现实合理性等三种态度。通过辨析“音”“声”“歌”的含义并追溯“乐”的根源不难看出,墨子认为用来体现等级的、繁琐的儒家礼乐费财且伤民,所以主张抛弃礼乐制度,提出“非乐”。墨子提出非乐论的现实因素是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分裂割据、战乱四起,乐制不但于社稷无益,更拖累国家的经济发展,其继续实行只能给国家带来压力。
关键词:墨子;非乐;乐制;礼乐文化
中图分类号:B2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CN61-1487-(2020)05-0138-04
墨子,名翟,春秋末期战国初期宋国人,中国古代思想家、教育家、科学家、军事家,墨家学派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人物。他提出了“兼爱”“非攻”“尚贤”“节用”等观点,创立了以几何学、物理学、光学为突出成就的一整套科学理论。墨家在先秦时期影响很大,与儒家并称“显学”。本文就墨子的“非乐”论作一评析。
一、墨子“非乐”论的研究现状
“非乐”作为墨家学派的核心观点之一已被探讨多年,近代以来的学者们对“非乐”论的认识理解可以根据其态度的差异分为三类:
第一类对“非乐”论持否定的态度。认为“非乐”否定音乐的价值,墨家只是从实用的功利角度出发,并没有能够正确认识音乐这种作用于人的精神的艺术形式。梁启超指出墨子的“非乐”论思想是“仅见有之之利,而不见无之之用也,是犹筑室者以室中空虚之地为可惜,而必欲更辇瓴甓以实之也”,把“非乐”当做墨家学说的一大缺憾。持同样观点的还有胡适,认为“非乐”这种观念是一种狭义功用主义的流弊。郭沫若在《孔墨的批判》中否定了“非乐”的思想,认为墨子不懂音乐在精神世界的价值。此外还有陈顾远、张岱年、冯友兰、陈柱、葛兆光、高葆光等人从“功利”“节用”等角度否定“非乐”论。
第二类则认为“非乐”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是墨家对音乐的艺术价值认识不足,导致其对音乐的批判;另一方面墨家由于是站在劳动人民的立场上反对音乐,“节用…‘功利”与保证劳动人民的基本生活条件息息相关,因而认为对底层人民而言“非乐”依然有其正面价值。例如任继愈认为墨子是为了减轻底层人民群众的生活负担而提出了“节用”,“非乐”“节葬”“非命”则是节用的具体举措,但同时也认为简单地把底层人民的负担归于音乐是不可取的。蔡仲德对墨子音乐美学思想的研究表明,虽然墨子提出的“非乐”论是由于没有正确认识到音乐的社会价值,但其所反对的也只是贵族之乐,对于民间的音乐,墨子依然持支持态度。王桐龄、李纯一、蒋孔阳、曹惠康等学者也继前人批判“非乐”的基础之上,对其在社会中所发挥的积极效果做出了正面的评价。
第三类则从墨子提出“非乐”的初心,即体恤民情的角度进行解读。认为“非乐”思想有其现实合理性。例如伍非百认为“墨者非乐,非不知乐,为救世之急也…‘墨子所谓利者,故不止物质的,而亦有精神的。不过利有缓急,有本末。先其急后其缓,培其本削其末,而后利乃可长久。”。周通旦认为墨子精于音乐,“非乐”是在综合现实情况下所倡导的有利于社会发展的思想,其本意是先质后文,并非是对音乐的否定。徐可超认为“非乐”反对的是王公贵族们过于奢靡的音乐,反对音乐所表现出来的形态中的非艺术性方面。台湾学者史墨卿在《墨学探微》中从音乐劳民伤财的角度强调了“非乐”在民生方面的正面价值。曹耀湘、章太炎、张纯一、薛葆纶、谭宇权等也对墨家的“非乐”持赞赏态度。
在对“非乐”进行解读时,这些学者将“乐”与音乐相较而言,他们并不是把“乐”等同与音乐,而是认为“非乐”的“乐”是一种艺术形式或者是与艺术密切联系的事物,进而把音乐这种艺术形式归于“乐”之中,认为音乐是“乐”的一部分。而在音乐是一种艺术形式的前提下,“乐”也自然而然被简化为音乐艺术。《乐记》曰:“夫乐者,与音相近而不同。”“知音而不知乐者,众庶是也,君子为能知乐”。在儒家经典中,合乎于道的“音”才是“乐”,只有统治者才懂得“乐”。春秋战国时期的“乐”并不是以审美对象出现在世人眼前,与礼乐制度息息相关的“乐”与其说是一种艺术形态,不如说是政治制度。经过西周的制礼作乐,隐藏在巫术仪式背后的“乐”通过发挥其制度性的规范力和凝聚力的政治功能,成为统治国家的手段。少部分学者探究到“乐”与礼乐文明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时,仍潜移默化地将“乐”作为精神文明,是非功利的,并没有跳脱出艺术的圈子。而春秋时期与音乐艺术紧密联系更多的则是“音”“声”“歌”等,只有在区分它们的前提下,才能对“